重庆历史政德人物——邹容_人文巴渝

重庆历史政德人物——邹容

日期：2020-05-22

大中小

邹容像

邹容（1885—1905）原名桂文，字蔚丹，又名威丹、绍陶，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出生在重庆夫子池洪家院子一商人家庭，童年和少年时期都是在家乡重庆度过的，其著作《革命军》被誉为中国近代的《人权宣言》，是我国辛亥革命的先驱，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诗赞之“风雨巴山遗恨远，至今人念大将军”。

探求民主真理

年少时期，聪颖慧敏的邹容在熟读四书、五经、《史记》《汉书》等经典著作的同时，深受明末清初著名抗清英雄张煌言、郑成功等人的影响，尤其尊崇明末抗清少年英雄夏完淳，时常背诵夏的诗文，反清革命的种子在心中早已萌芽。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二岁的邹容与大哥邹蕴丹一起参加巴县童子试，发现考题晦涩生僻，大胆地向主考官提出疑问，继而与之互辩，不料却被主考官视为犯上，要差人打他板子。邹容年龄不大，骨气却不小，为表示反抗，愤然弃考。回家后，父亲邹子璠便从大儿子口中得知了邹容闹考场一事，立即痛打了他一顿，考场上省下的板子，父亲终还是给补上了。面对一心希望儿子考取功名、光耀门楣的父亲，邹容说：“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父亲没法，只好将他送到重庆经学书院就读，寄望书院名儒吕翼文等可以教化儿子。在经学书院，邹容学有进益，但仍秉持本心，常“与人言，指天画地，非尧舜，薄周孔，无所避”。山长（即院长）吕翼文害怕邹容的言行早晚牵累自己，不久便将其开除出书院。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发动了具有爱国救亡意义的维新变法运动，维新风气也吹到了山城重庆。此时，邹容大量阅读《天演论》《时务报》《渝报》《蜀学报》等进步书报，其中尤其喜读维新志士谭嗣同的《仁学》，广泛吸收新思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当谭嗣同等在北京惨遭清廷杀害的消息传到重庆时，一向钦慕谭嗣同的邹容异常悲痛，为表哀悼纪念，特意找到谭嗣同的遗像，挂在自己座旁，并作诗“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以此激励自己，也更坚定了救国报国的信念。为了向外寻求救国真理，邹容跟在重庆的日本人成田安辉、井户川辰三学习日语，还从他们那里学习到莎士比亚的戏剧，知道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卢梭等人，尤其欣赏卢梭。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开始实施新政，提倡出国留学。同年，四川选派首批留日学生二十二名，5月16日，邹容力排舅父刘华廷等人的反对，毅然赴成都考试，并成功考取；6月15日，经江叔澥举荐，同知府李立元（留日领队监督人）一起拜谒四川总督奎俊，获勉励数语，并命其回渝准备行装，于8月中旬同队赴日。不料，临近出发前，邹容却被突然告知已将其除名，理由竟是“聪颖而不端谨”。大概是邹容以前对腐朽清政府不满的一些言行传到了奎俊耳里。就这样，他失去了官费留日的资格，然而他去日本求学的决心十分坚决，公费不行，就自费。在他的几番努力争取下，父亲终于同意出资供其留日学习。这年秋，邹容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重庆，到达上海，进入江南制造局附设的广方言馆补习日语。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8月，邹容东渡日本，入东京神田区同文书院学习。

发布革命宣言

留日期间，邹容积极探求西学，潜心阅读了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等资产阶级启蒙著作，同时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留日学生召开新年团拜大会，大会的主导思想为“革命排满”，由孙中山亲自确定。同以往一样，邹容在这次大会上发表了激情昂扬的演讲，力倡排满，言辞恳切，深富感召力，在留日学生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月，邹容等人发现了清廷所派陆军学生监督姚文甫的奸私丑事，与好友张继等五人，闯入姚的寓所，痛打姚文甫，并拿剪刀剪去了姚的辫子，悬挂在留学生会馆的正梁上，见者无不称快。驻日公使蔡钧得知后大为光火，照会日本政府，要求缉拿邹容。朋友们纷纷劝告邹容暂时避一避，4月，邹容回国，到达上海，进入蔡元培任学校总理的爱国学社，在这里结识了章太炎、章士钊等人，并发表出版了著名的《革命军》。当时，邹容拿着留日期间所作《革命军》的稿子请亦师亦友以兄弟相称的章太炎为之润色，章一看文稿，大加赞赏，说“吾持排满主义数岁，世少和者，以文不谐俗故。欲谐俗者，正当如君书”，并欣然为之作序，后序文发表于上海的《苏报》。在章太炎的介绍下，5月，《革命军》由大同书局出版，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6月9日，章士钊在《苏报》发表文章介绍《革命军》：“笔极犀利，文极沉痛，稍有种族思想者，读之当无不拔剑起舞，发冲眉竖。若能以此书普及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革命军》一书，共设绪论、革命之原因、革命之教育、革命必剖清人种、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革命独立之大义、结论7章，2万余字。书中，邹容提出要“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发出“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的革命宣言。文字浅显易懂，振聋发聩，直指人心。由此一经问世，如雷霆之声，惊醒数万沉睡的中国人，很快便销售一空，“凡摹印二十有余”“远道不能致者，或以白金十两购之”“清关邮不能禁”。孙中山还特别随身携带《革命军》，将其作为同保皇派论战的思想利器，并先后翻印万余册分寄美洲、南洋各地华侨，以作革命宣传之用，在华侨中深受欢迎，广开革命风气。鲁迅曾指出：“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

《革命军》

壮志未酬憾逝

因《革命军》宣传反清排满，在民众中影响甚深，很快就引起了清政府的特别敌视和恐慌，遂勾结英帝国主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苏报》案”。光绪二十九年6月29日、30日，上海工部局巡捕查封报馆，闯入爱国学社，逮捕了章太炎等五人。其时邹容在一英国传教士住所内，本可以躲过这场灾难，但当他听闻章太炎被捕入狱的消息，不愿独善其身，竟徒步走到捕房自首。英巡捕看他面相稚嫩，觉得怎么可能是作《革命军》之人呢，骂他是不是有病，让他赶紧走开。邹容凛然地对巡捕说：“不信的话，拿《革命军》来，一一讲给你听，看到底是与不是，若不是本人，肯自投罗网？”巡捕无法，交由捕头，经核实确是邹容本人，将其收押。后清政府作为原告方，向章太炎、邹容等人进行控告，经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几经审讯，12月，拟判章太炎、邹容永远监禁之罪，二人从福州路老闸巡捕房被移送至提篮桥监狱。就要在铁窗里度过一生，邹容想起了家乡重庆，想起了未尽的革命事业，以诗感怀，留下了《涂山》：苍崖坠石连云走，药叉带荔修罗吼。辛壬癸甲今何有，且向东门牵黄狗。1904年5月，经领事公会复议，下达最终判决，判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罚做苦工，从去年拘获之日算起，迨服刑期满，逐出租界。在狱中，章太炎、邹容“两人日会聚说经，亦时时讲佛典”，共赴苦难，互相勉励，章太炎赠诗邹容：“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邹容在狱中亦写诗明志：“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然邹容终因年少体弱，内心刚强不堪凌辱，“狱卒始不以人道相待”，且“以少年为狱囚，狱卒数侵之，心不能平，又啖麦麸饭不饱，益愤激”，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正月狱期将满之时病倒了。章太炎懂医术，请求狱卒长允自己为邹容把脉诊治，不准；又请求找医生为邹容看病，不批。病四十日，邹容已形销骨瘦。而后，会审公廨终于同意保释。出狱前一天，邹容去工部局医院就医，不料服下医师开的药不久，病情却更加严重，于4月3日凌晨4点，病死于狱中，年仅二十岁。迨至收殓时，“髀肉尽消，空存皮骨”。邹容烈士纪念碑后停灵于上海四川会馆，中国教育会同仁筹划安葬一事，及至昔日留学好友刘季平（刘三）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初回国，寻得亡友遗骸安葬在自己的老家上海华泾黄叶楼旁。邹容的英年早逝，给世人留下了无尽的悲痛和遗憾。柳亚子作《哭邹威丹烈士》，有“蜀中王气今何在，放眼乾坤少一头”“自由死矣公不死，三百年来第一流”。老友章太炎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寻访到华泾邹容墓后，数次祭奠，并整修墓茔，作《赠大将军邹君墓表》，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书写勒石于墓地。

邹容烈士纪念碑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签发命令，追赠邹容为陆军大将军。重庆蜀军政府将邹容列为四川死难烈士第一名，加以表彰。为了纪念邹容，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邹容出生地的街道改名为邹容路；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在重庆南区公园建邹容纪念碑，2000年，纪念碑被重庆市政府列为直辖后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扫一扫在手机打开当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