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报》，又称《新民晚报》，1929年9月创刊于南京。抗战爆发后，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四川成为抗战大后方，《新民报》便内迁抗战中心陪都重庆复刊，随后四川也办起了成都版《新民报》。由于该报力主抗日，鞭打卖国，因此，倍受成渝各界人民的欢迎。

在重庆的《新民报》

1938年1月15日《新民报》重庆版发刊。在重庆，《新民报》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报人和著名的进步作家，诸如夏衍、吴祖光、聂绀弩、沈起予、施白芜、张恨水、陈白尘、孙伏园、郁风、黄苗子、陈迩冬、张白山等都担任过《新民报》副刊主编。张季鸾、罗承烈、赵超构、张慧剑、浦熙修等一批名记者在《新民报》任职或发展。在如此众多的优秀进步人才聚集的《新民报》，特别是副刊和新闻版，有不少脍炙人口的栏目，譬如：《今日论语》《新闻圈外》《世象杂收》《山城夜话》《重庆私语》等；每日见报的张恨水的小说连载、程大千的小品文、罗承烈的时评等特别受到读者欢迎。《新民报》联系的知名人士就更为突出了，郭沫若、章士钊、叶圣陶、老舍、巴金、谢冰莹、朱自清、徐悲鸿、黄炎培、顾颉刚、陈寅恪等一大批文杰泰斗为报撰稿，实力雄厚的《新民报》一时间人才济济，可谓“名笔如云”。著名文学家、中共党员夏衍深有感触地指出：“抗战时期在大后方的《新民报》像一笼篝火，团结了许多进步作家，其功绩是不容低估的。”

（《新民报》“三张一赵”（即张恨水、张友莺、张慧剑、赵超构）

在成都的《新民报》

1943年6月，又发展了成都分社。它的办报方针是坚持抗战救国、民主团结、坚信抗战必胜。这一方针体现了民心民意，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欢迎。但是，它却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忌恨，不准它在成都市备案。报纸不得不设法在成都近郊的华阳县办备案手续，在本市外东沙河堡街上租了一个门面，作为社址，在市中心区盐市口设营业部。

成都《新民晚报》的发行人就是南京《新民报》创办人陈铭德先生，经理是邓季惺女士，一位有才华的女报人。《新民晚报》即是她创建的，总编辑赵纯继先生是原来南京《新民报》的总编辑。南京《新民报》迁移重庆复刊时，有四位老报人和作家参加报纸工作，即所谓的“三张一赵”（即张恨水、张友莺、张慧剑、赵超构）的会师。其中，张友莺和张慧剑来成都担任主笔，张友莺先生主编地方新闻版，张慧剑先生主编副刊，张恨水和赵超构两位长住重庆，但也是成都《新民晚报》的主要撰稿人。这张小型报纸方针正确，立场鲜明，各版配合，浑然一体。尤其地方新闻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特点突出。全张报纸编排规范醒目，文字短小精悍，标题活泼清新。要闻由自设电台提供，信息十分灵通。印刷条件是当时比较先进的，图文清楚，油墨芳香。因此，《新民晚报》在成都一经问世，就体现出独具的风格，受到群众瞩目。加之管理得法，发行有方，报纸销售迅速突破万张。

1945年2月1日，又增出日刊。至到抗战胜利前夕，成都和重庆两地《新民报》日、晚四刊，曾共达日销十万份的顶峰，成为当时屈指可数的一家畅销报纸。

《新民报》用大量的文章和版面反映大后方人民的生活苦难：物价飞涨、倒闭失业、火灾水患，不少贫苦人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典妻鬻子、流离失所；同时也披露官场腐败、投机倒把、美钞黄金倒卖、破坏抗战的社会黑暗面，许多达官巨贾“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奢靡生活。《新民报》文章鞭辟入里、针砭时弊，同情劳苦大众、声讨享乐腐化者，大快人心。

成为党的知心朋友

抗战爆发后，陈铭德约请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负责人叶剑英、廖承志到报社介绍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此陈铭德及《新民报》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建立了长久的友谊。《新民报》积极响应党的主张，在抗战等大是大非面前总是与共产党保持一致，而且《新民报》的主要负责人陈铭德等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交往密切，《新民报》的不少主笔和主要记者、作家都是共产党人。因此，《新民报》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知心朋友。

为党传递消息。1938年1月24日，《新民报》第二版，下方的副刊《血潮》刊登《特区托儿所一瞥》，介绍了延安在窑洞里开办托儿所，照顾忙于革命工作的同志的孩子，这些孩子其中有的还是经历过长征磨难的。虽然已经“国共合作”，但在国统区见诸报纸介绍延安情况的文字仍然极为有限，因此不得不引起当时社会各界人们的好奇。

（左：新民报，右：陈铭德、邓季惺夫妇）

此后《新民报》连续三天以“延安通讯”的栏目，在四版新闻版的左上角醒目位置，刊登了邓友民对2月11日“陕甘宁反侵略大会”的系列报道，其中第一篇标题为《毛泽东保证打胜战》，相当惹眼。这些通讯、消息、报告文学，再次在《血潮》刊出。

（左：毛泽东《沁园春·雪》，右：重庆《重庆新民报晚刊》）

抗战开始，《新民报》就与共产党关系逐渐建立，报社中也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地下党员的身影，其中相当多是为了隐蔽身份，而报社中进步人士也暗中保护。时任重庆社总编辑陈理源回忆录写道：“重庆《新民报》在新中国成立前接纳的中共地下党员，据我所知，先后共达26人之多，超过国民党党员人数。这在国统区内，以一个常有职工总数仅200多人的民营报纸，能够容纳这样多的共产党员者，是不多见的。”

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在即，国民党反动派丧心病狂，对关押在监狱的革命者进行了屠杀。《新民报》就有三位党员同志不惜牺牲。胡作霖，1938年入党，1945年入社，是重庆版外勤记者，常深入贫苦群众采访，揭露社会黑暗，被称为“硬火”。1948年6月7日被捕，在狱中，他曾为叶挺著名的诗歌《囚歌》谱曲，这首鼓舞斗志的战歌，唱响了整个渣滓洞。胡其芬，1938年入党，1947年参与《新民报》工作，曾代编重庆版“女声”周刊，后任英文电讯翻译，翻译撰写过许多为妇女呼号的文章。1948年4月11日被捕，时为中共重庆市工作委员会妇女书记。陈丹墀，1938年入党，1946年到《新民报》工作，任编辑，发表过许多抨击时事的杂文。1948年4月2日被捕。他们三人与张朗生（重庆社）刁侠平（成都社）一起在重庆渣滓洞殉难，均追认为革命烈士。

报社特殊荣耀。抗战期间，伟人周恩来为《新民报》抗战周年纪念特刊题词：“全民团结，持久斗争。抗战必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必成。”于是，《新民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大型机关报《新华日报》的同盟军，为抗战而呼，为抗战而鼓。

（1944年6月9日，中外记者团到达延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与记者团合影留念，后排左九为赵超构）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主席将其词作《沁园春·雪》抄给柳亚子。《新民报》副刊《西方夜谭》编辑吴祖光意外得到《沁园春·雪》，率先在《新民报》副刊发表，轰动重庆，亿人吟诵。

1944年，《新民报》派遣记者赵超构到延安采访，写下十万多字的长篇新闻通讯《延安一月》，在重庆、成都两地的《新民报》上连载81天。在报上连载后，随即结集成书出版（陈铭德、张恨水分别写序），5个月内重印3次，销量达数十万册。这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了解延安、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一本罕见而难得的写实华章。重庆新华日报社购买了2000册送往延安，毛主席看后说：“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作者的胆识是难能可贵的。”周副主席称这本书是“中国记者写的《西行漫记》”。 

（左：赵超构 《延安一月》封面，右：赵超构以笔名“林放”在《新民晚报》发表文章）

成渝两地《新民报》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引下，文化名人密切配合，编辑记者辛勤耕耘，因此，这份油墨芳香的报纸，在中国文化抗战史上书写了光辉的篇章，为当时成渝人民提供了文化精神的食粮。

文章作者：胡平原 

供稿单位：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