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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小桔灯》与歌乐山有关的历史
大中小《小桔灯》是1957年冰心为《中国少年报》写的一篇革命题材短文，被纳入中小学语文教材，曾教育过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学子。
关于《小桔灯》的创作背景，冰心曾说：“故事就用了重庆郊外的歌乐山作为背景。抗战期间，我在那里住过四年多”。所以本质上《小桔灯》是以冰心在歌乐山的生活经历作为背景写作的一个经典红色故事。
冰心在歌乐山的日子
冰心于1940年秋迁居重庆。当时，她受宋美龄的邀请到重庆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简称“妇指会”）任职。宋美龄是她在美国留学时的大学校友。
冰心移居重庆后，最先住在重庆城区的“嘉庐”。1941年夏，为了躲避“大轰炸”，迁居到歌乐山。冰心的寓所位于歌乐山山腰林庙路5号，原为林氏家族佛堂。冰心购得后改名为“潜庐”。“潜庐”位于重庆“疏建区”内，附近有国民党要员陈立夫、重庆市市长吴国桢、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等人的公馆。山下则是“中美合作所”。“潜庐”有大小六间房，屋周围长满了松树，屋两旁为云顶、兔子二山，举目远眺可以看到山下的嘉陵江和沙磁文化区。
歌乐山上冰心旧居“潜庐”
冰心迁居歌乐山后就辞去了“妇指会”的工作，潜心于写作。这一时期，她比较著名的作品包括《关于女人》系列文章、《再寄小读者》系列文章和《力构小窗随笔》。同时，她还利用闲暇，编写了《冰心小说集》《冰心散文集》《冰心诗集》等几部作品集。
1946年，冰心离开重庆后，对歌乐山的这段生活依然十分怀念，为此写过散文《从歌乐山到箱根》、回忆文章《我记忆中的沙坪坝》等作品。
冰心《我记忆中的沙坪坝》手稿
《小桔灯》中冰心在歌乐山的生活烙印
《小桔灯》中充满了冰心对歌乐山真实生活的回忆。
一是，故事的时间线是真实的。《小桔灯》故事的背景时间被设定在1945年，此时冰心正生活于歌乐山。
冰心在《漫谈〈小桔灯〉的写作经过》（以下简称：《漫》）一文中写道：“这件事发生在1945年的春节前夕，是我写这篇短文十二年前的事了”。从1957年冰心写作《小桔灯》回溯到故事发生的时间1945年刚好是十二年。因此，冰心在《小桔灯》的开篇写道：“这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在一个春节前一天的下午”，这里的“十几年”就是《漫》文中指明的“十二年”，是真真实实的时间线。短短一句独白既向读者交代了故事的时间背景，也将作者自己拉回到回忆中。
二是，故事的空间环境是真实的。故事主要场景“乡公所”有真实原型，位于歌乐山荷花池，紧临冰心寓所“潜庐”。
在《小桔灯》一文的开头交代了故事的时间背景后，紧接着写道：“我到重庆郊外去看一位朋友。她住在那个乡公所楼上”。关于这个乡公所，冰心在《漫》文解释道：“（歌乐山）上山不远有一些平地，叫做莲花池，池旁有一个乡公所，楼上有公用电话，……我把‘我的朋友’的住处，安放在乡公所的楼上”。冰心文中的地名“莲花池”在歌乐山当地被称作“荷花池”，位于歌乐山森林公园西门附近，距离冰心寓所约两三百米。该地原来有一座乡公所，现已损毁，没了踪迹，但荷花池这个小地名一直沿用至今。
三是，故事的中心事实是真实的。《小桔灯》故事的中心事实来源于抗战时期在歌乐山上流传的一则传闻。
在《小桔灯》的故事里，主角是制作小桔灯的小姑娘，她的父亲（王春林）是位地下党员，因为党组织受到破坏而被迫离家逃亡。她与母亲的生活被巨大的黑暗笼罩着，但是在黑暗中她依然怀揣着星点希望。冰心在《漫》文中有明确解释，《小桔灯》这篇短文的中心事实，就是“去年山下医学院里，有几个学生，被当作共产党抓走了，以后王春林也失踪了，据说他常替那些学生送信”。因此，我们知道冰心正是根据这则听来的传闻为事实背景创作了《小桔灯》。
《小桔灯》与史实不符的内容
《小桔灯》是冰心的艺术创作，它来源于生活，但不完全是真实的历史。这其中包括冰心有心为之的艺术创作，也包括无心之失的历史误解。
冰心在《漫》文里写道：“歌乐山下，有一所医学院，我认识这学院里的几位老师和学生”，以此来强调自己对于医学院和学生被捕事件内幕非常了解。但从冰心将“学生被抓”和“王春林失踪”认定为同一件事的情况来看，冰心对这则传闻的认知与真实历史有较大偏差。
据笔者考证，冰心在《漫》文中强调的医学院是抗战时期迁驻在歌乐山龙洞湾一带办学的上海医学院。关于医学院学生被捕一事，当时上海医学院的学生段恕诚曾在《上医1948届在重庆》一文中回忆道：“在上医下山的几条路上有一条路禁止通行，曾有几位（同学）误入被扣，经学校当局保出来。现在才知道那里是特务机关”。这应该是“学生被抓”传闻的历史真相。
歌乐山上海医学院校门
根据历史记载，被抓的几名学生并不是中共党员。抗战时期，歌乐山上的上海医学院仅有四名党员。其中，计苏华、聂崇铭、王士良三人组成的上海医学院中共地下党支部受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其联络人为周恩来的秘书龚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该支部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横向联系，不发展党员，也不开展群众工作，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工作方针。除此之外，还有一名叫傅罗以的党员，由重庆地方党组织安排考入上海医学院，做统战工作。以上四人在歌乐山时期均没有被捕记录。因此：
一是医学院学生被抓是事实，是误抓。
根据段恕诚的回忆，对学生实施抓捕的应该是“中美合作所”的特务。但是，当时原关押于“白公馆”“渣滓洞”看守所的中共党员多已经转囚到贵州息烽集中营，因此“中美合作所”军事性较强、政治性较弱。学生被抓更多涉及保密问题，与政治问题关联性较弱。
二是被抓的学生是共产党员的传闻，是误传。
三是“学生被抓”和“王春林失踪”是两件不相关的事，将两者联系在一起显然是误会。
《小桔灯》发表后，曾有人自称是“王春林”的人物原型。基于地方党史对“王春林”人名及其相关事迹均没有记载，并结合以上史实，“王春林失踪”与“学生被抓”并不相关。因此，猜测“王春林也失踪了，据说他常替那些学生送信”“（王春林）是位地下党员，因为党组织受到破坏而离开了家”，都是对历史的误解。
文章作者：吴展渊，沙坪坝区委党史研究室（区地方志编纂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