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闇公生于1898年，出身于潼南双江镇的地主家庭；刘伯承生于1892年，出身于开县赵家场的贫农家庭。出身于不同的家庭，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也经历了不同的道路，在进行艰难痛苦的探索中殊途同归，他们都找到了马列主义真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他们并肩战斗、亲密合作，发动泸顺起义，支援北伐战争，在战斗中结下深厚的革命友谊。

杨闇公是刘伯承的入党介绍人，刘伯承正是在杨闇公的引导下由一位爱国民主主义者转向共产主义者的。

1922年夏，杨闇公与时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的吴玉章相识，引为知己，共同从事革命活动。1923年四川爆发“讨贼之役”，刘伯承任四川第一军第二混成旅团长，同年8月，刘伯承在大足县驱逐吴佩孚派来侵川的黔军王天培部，激战中大腿受重伤，到成都医治腿伤。通过吴玉章介绍，杨闇公与刘伯承相识，共同的志向使杨闇公和刘伯承一见如故，很快成为知己。他们经常在一起聚会，一起讨论时局，研究问题 。杨闇公认识刘伯承后，刘伯承的言谈举止和远大的革命志向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1924年1月2日，杨闇公在日记中写道：“伯承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于军人中尤其罕见。返川许久，阅人不可谓不多，天才何故如此罕见。”后来刘伯承曾回忆说：“1924年我在成都与闇公同志在一起，可以说朝夕不离，论说当时局势。后来，我入党是闇公介绍的。”1月4日，杨闇公又在日记中写道：“与伯承遇于途。……伯承机警过人，并且很勤学的，头脑也异常清晰，不是碌碌者比；又兼有远大志向。得与之交，我心内很快活的。目前我们虽说不上深厚的情感来，但我已决意与渠长久交好，因他堪当益友之列，并可行于一个道路。十年来的友人，有才识而抱大志者，不过四人而已，今得 伯承，又多一良友，真是可喜！”他对刘伯承就时局问题的看法也很敬佩，1月8日在日记中说：“饭后又与伯承论时局。他真是天才，颇有见解，使此人得志，何忧乎四川。”

从1923年下半年到1924年初的几个月里，刘伯承和杨闇公的交往非常密切，朝从夕过，每天长谈八、九个小时。他们在一起讨论社会主义和时局，研究古今中外的历史。刘伯承比杨闇公大六岁，但他总是把杨闇公当作自己的老师，虚心请教。在讨论问题时，刘伯承对各种学说从不盲从，往往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有一次杨闇公同来看刘伯承的一位客人讲到社会主义，来人说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有什么好？杨闇公据理驳斥，使那人无言以对，刘伯承坐在一旁倾听各自的意见，不经深思熟虑，绝不草率简单表露自己的观点。这次辨论之后，杨闇公曾就加入“中国 YC 团”组织的问题，征求过刘伯承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刘伯承坦率地说：“见旗帜就拜倒，觉得太不对了。因我对于各派都没有十分的研究，正拟极力深研，将来始能定其方道。”当时在四川学生中，对马列主义有具体深入研究者很少，而许多人往往是把社会主义当作一种时髦，或一时冲动，或出于其他种种个人的打算，企图在新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相比之下，杨闇公对刘伯承这种参加革命组织的慎重态度，深为感动，他在1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他的答复，最足使人起敬。这是何等的直切，何等的真诚哟！比起那因情而动、随波而靡的人来，高出万万倍。此后拟设法使其从本方向走。若能达目的，又多一臂助。”1 月 21 日，杨闇公又在日记中写道：“刚吃饭后，伯承来寓。饭后，杂谈至九时许始去。此君遇事留心，真罕见的人才！”1月24日，杨闇公在成都专赴刘伯承住处，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送刘伯承出南门，至武侯祠略谈少许，各道珍重而别。……如像伯承这样的人，实不可多得的了……伯承去后，我觉有依依不舍的情境，他送了我一张相片，当珍藏之。”

1924年9月2日，杨闇公在日记中写道：“午后与伯承一信，日来刻不去怀的事，今日始了。他接着此信，或将生一种感觉，向本道来也。未知的事。与伯承信后，心内生了无限感想。”不久，杨闇公收到刘伯承的回信，刘伯承在信中表示“从此脱离军阀的羁绊，投身新的革命。”1925年6月下旬，刘伯承随吴玉章去广州国民党中央联系，准备回川后整顿国民党组织。离川前，杨闇公曾鼓励刘伯承到黄埔军官学校去当教官，发挥军事方面的特长。7月，刘伯承随吴玉章返川后，以新的姿态投入四川的革命活动。当时他虽未参加共产党的组织，却坚决遵从党的指示工作，协助杨闇公等人整顿四川的国民党组织，在政治斗争中，表现出坚定的革命立场和顽强的斗争精神。

1926年2月，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重庆地委）经中共中央批准正式成立，负责领导全川的党组织工作。此后，中共重庆地委经常在重庆二府衙街70号杨闇公寓所集会。吴玉章、刘伯承等人常来这里开会。同年5月13日，由杨闇公、吴玉章介绍，刘伯承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由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与杨闇公的交往，是刘伯承革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1926 年 11 月初，刘伯承回到重庆，见到杨闇公，并和杨闇公在重庆浮图关刘伯承的住处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成立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由杨闇公、朱德、刘伯承三人组成，地委书记杨闇公兼任军委书记，统一领导全川军事斗争。第一次军委会，即以组织发动泸州、顺庆起义为中心议题。首先由刘伯承传达中央关于加强四川军事运动的指示、利用川军矛盾组织泸顺起义的战略构思和具体策略。军委会反复讨论，确定了组织泸顺起义的具体计划：争取驻防顺庆和合川的三个旅首先发动起义，以顺庆为根据地，在川北站住脚跟；随即发动驻防泸州的两个旅起义，以相策应；然后泸州起义部队进发到川北会合，扩编为6个师1个军，以刘伯承为军长，创建由中共重庆地委实际领导的武装力量。再根据情况，或进军川陕边境，策应武汉；或北进西安，与西北国民革命军会合。为了取得国民党左派的支持，部队建制仍旧归于国民革命军。会议最后由军委作出决定和分工：（一）杨闇公在重庆主持协调全面工作和与各路军阀进行周旋；（二）刘伯承负责起义的总指挥；（三）朱德赴万县做杨森的工作；（四）陈毅负责泸州起义；（五）童庸生负责顺庆起义。

杨闇公等人原定把合川、泸州的力量集中到顺庆后再宣布起义，但由于赖心辉、邓锡侯对所部顺、泸、合各将领倾向革命的行动有所觉察，计划对各部采取行动，也由于军阀队伍之间的矛盾和争斗，起义没能按原定计划实施。1926年12月1日和3日，泸州和顺庆分别提前举行起义。消息传来后，杨闇公和刘伯承立即赶到合川，负责起义的组织领导工作，并决定由刘伯承和黄慕颜率合川江防部队开往顺庆。12月9日刘伯承率部到达顺庆。10日，在顺庆果山公园内召开起义军誓师大会，宣布成立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由刘伯承任总指挥。随后指挥起义军抗击四川反动军阀部队的围攻。12月15日，为避开敌军的进攻，在杨闇公的部署下，刘伯承率起义军撤离顺庆，转移开江整顿，22日到达开江。12月26日，刘伯承到达万县，主持整顿和收容顺庆方面起义军的工作，并致电杨闇公商议军事。12月27日，杨闇公复电中说：“宥（二十六）电诵悉。弟俟有船下驶，即行来万，面商一切。”刘伯承1959年在《回忆泸顺起义》中说道：“在顺庆的打了败仗，退开江。这时，闇公到万县与朱总和我开会，命我即刻到泸州。我问闇公怎么走？他说要秘密，我设法掩护你。我说没有路费，他说你自己设法。”1927年1月，杨闇公、朱德、刘伯承在万县会晤，召开中共重庆地委军委会议，分析研究北伐战争的进程和组织起义军进行策应等问题，决定将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移往泸州，委派刘伯承赴泸州指挥。刘伯承在杨闇公掩护下到达泸州，整顿部队，加强防卫，大大提高了起义部队的战斗力。

杨闇公与刘伯承的革命情谊是在革命的血与火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他们都坚信“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杨闇公为此英勇献身，血洒渝州；刘伯承为此南征北战，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矢志不渝。他们之间的革命战斗友谊难能可贵，可歌可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