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冯时行“状元疑案”，是指因地方志书记载冯时行为宋代科举“状元”与《宋状元录》等历史记载不一致，而引起的种种质疑与争论。

冯时行是重庆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对巴渝地区具有广泛的影响。在大力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今天，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冯时行“状元疑案”，是重庆人不能也不应回避的问题。本文拟通过还原历史过程、分析历史背景，试提出对于冯时行“状元疑案”我们应取的历史态度。

一、争论

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月，纪昀等在《缙云文集》案语中说：“（冯）时行《宋史》无传，《四川通志》称其与曾开、朱松等共斥和议，忤秦桧坐贬。今读其诗文，忠义之气隐然可见，《志》所载当不诬。惟《志》以为嘉熙间状元及第，考《集》中明云‘宣和初应进士举’，又有《建炎庚戌中秋与同官相期月下》诗及 《绍兴六月十六日》诗，断不得为嘉熙间人。《宋状元录》亦无其名，《志》殆流传之误也。”这段“案语”对《〔雍正〕四川通志》中冯时行“嘉熙间状元及第”的记载，提出了两点质疑：一是时间上“断不得为嘉熙间人”；二是“ 《宋状元录》 亦无其名，《志》殆流传之误也”。

接着，《〔嘉庆〕四川通志》（1815年刻）亦援此提出了相同的质疑：“宣和三年辛丑科何涣榜。”“宣和六年甲辰科沈晦榜。”“附宣和中进士年份无考者：冯时行，壁山人，旧《通志》以为嘉熙间状元及第。考时行所撰 《缙云集》 所云‘宣和初应进士举’，又有《建炎庚戌中秋与同官相期月下》诗及《绍兴六年十月六日》诗，断不得为嘉熙间人。《宋状元录》亦无其名。殆流传之误也。附志于此。”

自此以后，质疑之声间有所闻。例如，2004年萧源锦就在《冯时行是状元吗》一文中说：“《宋史》无冯时行传，《宋登科记总目》《宋历科状元录》均无冯时行之名，冯的《缙云文集》中亦未提及他自己大魁天下的事，可见冯时行并非状元。据《文史翼》等书载，冯时行为宣和六年（1124年）甲辰科进士，并未独占鳌头。”

面对质疑，也不乏回应。例如，《〔同治〕璧山县志·考辩》（1865年刻）就曾做过如下回应：“冯时行，旧《通志》及王应熊所撰传，谓为嘉熙间人，固谬。至新《志》辨其非状元，则有可疑者。按：明江朝宗《新建璧山县记》有云：其间若冯当可、蒲国宝联登状元。明代去宋时未远，当必确有所据。考璧山复置始于成化十九年（1483年）癸卯，《四川通志》成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甲戌，距成化癸卯又三百三十二年。古籍多亡，无从考核，虽欲强为之说，甚不可也。至谓《宋状元录》亦无其名，则无名者岂独一冯公耶！……况《金石志》有双状元碑，璧城内有二状元坊，流传既久，似非凿空者。总缘时代既远，文献无征，不必强为之辨，悉仍其旧可也。”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还提出了冯时行是“上舍状元”“特奏名（恩科）状元”等新的推测。总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那么，冯时行的“状元”身份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二、由来

梳理相关历史记载，我们会发现这样的历史事实：宋元时期多未记载冯时行科举身份，而到明代成化年间冯时行的科举“状元”身份得到确认，此后则相沿至今。

（一）宋元时期多未记载冯时行科举身份

宋元时期，关于冯时行的身份记载，现在主要见于宋代蹇驹《古城冯侯庙碑》、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洪迈《夷坚志》、王象之《舆地纪胜》、祝穆《方舆胜览》和元代脱脱等《宋史》，但均仅言其官职，而未言其科举身份。例如：宰、知县、县丞，“绍兴初，宰通义之丹棱，以政最，召行在所。”“时行知丹棱县，以杨晨荐得召对。”“绍兴五年十有二月己亥朔，诏果州推官王利用、知阴平县丁则、江原县丞冯时行、知苍溪县常明、左迪功郎曹彦时并召赴都堂审察。”守、知州，“出守万州。……权臣死，复出为州，守蓬、黎及天彭，遂持节以死。”“冯时行当可为万州守，郡有舞阳侯樊哙庙，民俗奉之甚谨。”“冯时行，绍兴年间为守。号缙云先生，郡学有祠。”“冯时行，绍兴间为守，号缙云先生。”左奉议郎，“（绍兴）八年六月丙子，左奉议郎冯时行特转一官。”左朝请郎，“（绍兴三十年）十有一月乙未，左朝请郎知黎州冯时行曰：本州税米并无正色，每石理钱引十三千，重困民力，已令百姓冲丁者，每石输八千，不充者输十千，乞为定值。”“绍兴三十有一年八月甲辰，左朝请郎冯时行知彭州。”奉礼郎，“奉礼郎冯时行召对，言和议不可信，至引汉高祖分羹事为喻。帝曰：‘朕不忍闻。’颦蹙而起。”左朝请大夫、提点刑狱公事，“左朝请大夫、提点成都府刑狱公事冯侯，讳时行，字当可，隆兴元年死其官。”

可见，以上宋元时期的各种记载，均未涉及冯时行的科举身份。但亦有以下两处记载，透露或言及冯时行科举“进士”身份：

其一、冯时行《白子安墓志铭》云：“宣和初，仆应进士举，道过白子安家。”透露出他于宣和初年参加进士考试的信息。

其二、宋庆元三年（1197年）书隐斋刻本《国朝二百家明贤文萃》载：“丞相范公宗尹宣和三年第、灌园先生计有功敏夫同年第、苕溪先生刘一止同年第，曲肱先生熊彦诗叔雅六年第、芸室先生杨椿元老同年第、缙云先生冯时行当可同年第。”此乃目前所见最早的冯时行科举身份——“宣和六年进士”之记载。

（二）明代冯时行科举身份被确认为“状元”

就目前所见的历史文献，冯时行“状元”的确认应该发生于明代成化年间。第一位明确指出冯时行“状元”身份的应该是明代大学士江朝宗。他于明成化十九年（1483年）复置璧山县时，写下了《新建璧山县记》：璧山“宋之时人文崛起，其间若冯当可、蒲国宝联登状元，若进士则有蒲谦、王大龄辈。谚云：状元双及第，进士屡登科。此固地灵人杰之验也！”

继有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重庆府推官、缙云山人氏李玺亲眼所见：“迨倅渝过璧山，适孙尹奇树宋冯（时行）、蒲（国宝）二状元坊。”又见“庙记”所载：“按庙记（冯时行）先生经明行修，嘉熙间及第。”同时，有关冯时行的事迹还为重庆知府崔允所访得：“本府知府崔允访得所属璧山县宋有冯缙云先生，名时行，字当可，经明行修，嘉熙间登状元第，初宰丹棱，有政迹，召入，忤权奸，坐贬，复出守，竟持节死。尝居璧邑北缙云山中，因别号缙云。著书立言，授徒讲道，而书院至今尚存。”四川按察司副使张俭作《刻缙云先生文集序》亦沿此说：“璧山缙云冯先生，宋之儒者也。葆学累行，乐道安贫，为世所推仰。嘉熙间以状元及第，受丹棱令，政成誉美，召行在，极论和议之非，遂忤权奸。”

到了明万历四年（1576年），江西饶州举人成宗耀出任璧山知县，在县城选择新的学宫地址时，曾“引诸生登崇岗，数龙珰、龙梭、文笔、挂榜、五峰、虎峰、状元峰，以及天生泮池，玉带清流，昭示其美。忽蹑足宋状元缙云先生遗址，又兴叹曰：缙云先生读书于此大魁天下，若建学宫宁不致科第蝉联哉！”

而《〔万历〕重庆府志·卷三十二·选举四》：“宋。母梦牛、咸淳，进士。牟 载，嘉佑进士。冯时行，绍兴及第。蒲国宝，开禧及第。胡天启、赵立，俱进士。重庆府巴县人。”则明确地以“及第”将冯时行、蒲国宝的“状元”身份，与其他人的“进士”身份予以区分。当然，在这段记载之前，编纂者尚有一段声明文字： “选举之典，自古重之。郡历汉唐以后，岂不彬彬迭出耶！乃文献无征，诸史及百家不载，余故无得而订焉。如 《旧志》 所 纪，详略互异，真赝无稽，尝欲遍索遗编不可得，然往纪又不可阙也。因志之于选举之末，亦以俟异日旁搜尔！”意在说明其收录记载的依据系明万历以前的《旧志》。

至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后，曹学佺作《蜀中广记》曰：“《缙云集》四十三卷，冯时行著，字当可……绍兴状元，历官奉礼郎，以沮和议被废。”明末王应熊作《冯时行传》 谓：冯时行“嘉熙间状元及第，宰通义之丹棱，有惠政”。虽一曰“绍兴”、一曰“嘉熙”，但冯时行“状元”身份却是共认的。

（三）清代冯时行科举身份仍以“状元”为主

清代有关冯时行“状元”身份的记载，可主要见于如下文献。《〔乾隆〕璧山县志》（1742年修）：“冯时行，绍兴状元。”《〔乾隆〕巴县志》（1751年修）：“宋状元冯时行墓。绍兴时状元。县东鱼嘴沱石崖上，有南平老人墓。去此五十步，相传即状元墓。或云水葬，无考。”“双状元碑，在县学。《省志》作宋守绍兴状元黄凤祥、开禧状元冯时行者，误！按，系嘉靖中郡守昆明黄凤祥为绍兴状元冯时行、开禧状元蒲国宝立。”“状元乡碑，在北碚缙云山下五里梁滩坝内。万历十八年，赐进士出身观吏部政、癸酉解元胥从化，为绍兴状元冯时行立。梁滩坝系冯公故里，碑镌‘状元乡’三字。”“冯时行，绍兴状元，左朝奉郎。斥秦桧和议，谪奉节尉，迁知万州，历成都刑狱提点。见人物。”“宋冯时行，字当可，绍兴状元。宰丹棱，多惠政。以奉礼郎与朱松等谏和议忤秦桧，谪奉节尉，迁知万州，部使者承风旨附会免官。桧死，起守蓬、黎，终成都提点刑狱。公明果断，所至有声。性恬夷，好寻山水趣，遇佳处辄留题。有 《缙云集》。本传载艺文。祀乡贤。”《〔嘉庆〕眉山属志》（1800年刻）：“冯时行，巴县状元，绍兴元年知县 。”《〔嘉庆〕璧山县志》（1812年抄）：“冯时行，绍兴状元，授左朝奉郎。”《〔嘉庆〕四川通志》（1816年刻）：“冯时行，字当可，巴县人，绍兴状元。”“冯时行，璧山人，字当可，绍兴间状元。”“冯时行，璧山人，旧通志以为嘉熙间状元及第。”《〔同治〕 璧山县志》（1865年刻）：“冯时行字当可，别号缙云，宋恭州属之璧山人。建炎中为奉节尉。绍兴间状元及第。” 《〔光绪〕 江北厅乡土志》（约1908年）：“宋绍兴状元冯时行，墓在江北鱼嘴乡后面。”

清代文献中亦有记载冯时行的科举身份为“进士”的，如《〔嘉庆〕清一统志·重庆府二》：“冯时行，璧山人，绍兴进士。”陆心源《宋史翼·冯时行传》引《璧山县志》：“冯时行字当可，四川璧山县人。宣和六年进士。”

三、辨析

（一）事实的认定

从上述梳理可见：首先，冯时行的“状元”身份，在宋元时期缺乏历史文献记载的支撑；其次，至迟在明代成化年间及其以后，有诸多历史文献记载了冯时行的“状元”身份。这是我们今天认识和理解冯时行“状元疑案”的两个基本历史事实。

1.关于第一个历史事实的认定认定

第一个历史事实，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宋元历史文献中为什么会普遍忽略冯时行科举身份的记载呢？是冯氏本没有科举身份、或不便记载其科举身份、抑或一时弄不清楚其科举身份呢？

从冯时行“宣和初，仆应进士举”的自述看，他应该是获得了科举身份的。而宋庆元三年（1197年）书隐斋刻本《国朝二百家明贤文萃》“缙云先生冯时行当可同年（宣和六年）第”的记载，也说明冯时行至少是具有科举“进士”身份的。

令人颇为费解是蹇驹在《古城冯侯庙碑》一文，对冯时行的科举身份只字未提。该文作于冯时行“隆兴元年（1163年）”逝世后的第七年即南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按理时未去远应该清楚或不难弄清楚冯时行的科举身份。那么，会不会是因为冯时行宦迹沉浮而不便记载其科举身份呢？

回答这个问题，《宋史·王安中传》可以作为一个参照：王安中字履道，中山阳曲人。进士及第，历秘书省著作郎。政和间，天下争言瑞应，廷臣辄笺表贺，徽宗观所作，称为奇才。他日，特出制诏三题使具草，立就，上即草后批：“可中书舍人。”未几，自秘书少监除中书舍人，擢御史中丞。开封逻卒夜迹盗，盗脱去。民有惊出与卒遇，缚以为盗，民讼诸府。不胜考掠之惨，遂诬服。安中廉，知之，按得冤状，即出民抵吏罪。时，上方乡神仙之事，蔡京引方士王仔昔以妖术见，朝臣戚里寅缘关通。安中疏请自今招延山林道术之士，当责所属保任；并言京欺君僭上、蠹国害民数事。上悚然纳之。已而再疏京罪，上曰：“本欲即行卿章，以近天宁节，俟过此，当为卿罢京。”京伺知之，大惧，其子攸日夕侍禁中，泣拜恳祈。上为迁安中翰林学士，又迁承旨。宣和元年，拜尚书右丞；三年，为左丞。金人来归燕，谋帅臣，安中请行。王黼赞于上，授庆远军节度使、河北河东燕山府路宣抚使、知燕山府，辽降将郭药师同知府事。药师跋扈，府事皆专行，安中不能制，第曲意奉之，故药师愈骄。靖康初，言者论其缔合王黼、童贯及不几察郭药师叛命，罢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嵩山崇福宫。又责授朝议大夫、秘书少监、分司南京，随州居住；又贬单州团练副使，象州安置。高宗即位，内徙道州，寻放自便。绍兴初，复左中大夫。子辟章知泉州，迎安中往，未几卒，年五十九。

王安中与冯时行都是生活于宋徽宗时期，王氏忤于蔡京遭贬与冯氏忤于秦桧坐废亦颇为近似，但《宋史》却为王氏立传并载其“进士及第”的科举身份，故对冯时行“不便记载其科举身份”的推测应不成立。

那么，宋元文献多不记载冯时行科举身份的真正原因，就应该是作者“一时弄不清楚其科举身份”。为什么会一时弄不清楚呢？原因可能有如下两端：

一是冯时行个人原因，即坐废日久、任职僻野，当时难于引起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的关注。他先后于绍兴十一年（1141年）、二十四年 （1154年） 前、二十七年（1157年） 等被数次罢官，“侯退居里社凡十年”，坐废日久。且一生任职的奉节、南浦（今属重庆万州）、江源（今属四川崇庆）、丹棱、蓬州（今属四川仪陇）、沉黎（今属四川汉源）、彭州、雅州 （今四川雅安）等，囿于巴山蜀水之地，远离当时的政治中心。

二是时局原因，即身逢乱局，社会动荡，造成相关历史记录的失载、漏载或者灭失。就时代的大背景而言，冯时行一生中经历的最大变故，莫过于“靖康之乱”：即自北宋宣和七年 （1125年） 金军分东、西两路南下攻打宋朝，至靖康二年 （1127年） 金朝南下攻取北宋首都东京，掳走徽、钦二帝，导致北宋灭亡。接着便是“宋室南渡”，朝廷不得已南渡长江，由洛阳迁到杭州。那么，倘若冯时行于宣和六年考中“进士”属实，恰好第二年就进入了兵荒马乱的“靖康之乱”。

2.关于第二个历史事实的认定

认定第二个历史事实，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明代对冯时行“状元”身份的认定究竟有无根据？为何从此500多年来人们尤其是巴渝地区的人们一直深信不疑？

梳理史料，我们不难发现，明代认定冯时行“状元”身份的一个关键人物，便是江朝宗。

江朝宗，字东之，别号乐轩，邑之依来里人（其里原属巴县，清乾隆二十四年始拨归璧山管辖）。景泰元年（1450年），补郡庠生即登贤书。次岁捷南宫，选庶常，授检讨。丙子 （1456年） 预修 《大明一统志》，书成，升编修。成化三年 （1467年）升侍读，入预经筵。是年秋，简修 《英庙实录》，人服其有良史才，迁洗马。三年报最，升翰林院侍读学士。癸巳 （1473年）丁内艰还里，蒙遣官谕祭。服阙，补前职。戊戌 （1478年），自经筵兼东宫侍讲，两典会试所拔多名隽才。己亥 （1479年），因他事谪广东市舶提举，清操自持，有吴隐之“虽饮贪泉终不易心”之慨，外国人皆钦仰焉。在广数年，屡请休致。及命下，得温旨复学士衔致仕。归里，值岁凶，散廪粟给宗族及乡人远客之无告者。所著有 《紫轩集》《重庆郡 （府） 志》《蜀中人物记》。宏治十六年 （1503年） 卒，年七十有九。福建藩司蒋云汉作墓表曰：“吾乡自冯缙云先哲后一人而已。”

上述江朝宗经历中，尤其值得关注者有三：一是历史学家的身份，“人服其有良史才”；二是编著了现存第一部重庆地方志《重庆郡（府）志》；三是在家乡的威望可与冯时行比肩，“吾乡自冯缙云先哲后一人而已”。

前文述及，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最早关于冯时行“状元”身份的文献记载，肇自江朝宗作于明成化十九年（1483年）的《新建璧山县记》“其间若冯当可、蒲国宝联登状元”。而此前江朝宗编纂了《重庆郡（府）志》，他在《崇因寺记》一文中就讲到了自己于成化丙申十二年(1476年)编纂郡志的事儿：成化丙申，仁和张公暄自尚书刑部中奉上命守渝城。……适余修郡乘，假馆寺中，清旷可爱。两者相距不过7年，可以推测江朝宗很可能在 《重庆郡（府）志》 中，就已将冯时行“状元”身份予以确认了。只可惜现存《重庆郡志》已是残卷，缺失了“巴县部分”而无从查考。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预修《大明一统志》、简修《英庙实录》的江朝宗，对冯时行“状元”身份所持的态度是十分肯定的。我们从他的表述中，没有看到诸如“相传”之类的字眼儿。而且，我们至今也没有什么实在的根据，来怀疑江朝宗作为历史学家的严谨。须知，江朝宗素有“良史才”之誉！《南齐书·曾巩序》云：“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

那么，江朝宗对冯时行“状元”身份的认定究竟有没有什么依凭呢？我们认为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其一，宋元时期的重庆地方志。事实上，宋代重庆地区是有地方志书的，如“《渝州图经》《渝州志》《重庆府志》《重庆郡志》”；元代重庆地区也是有地方志书的，如“（重庆路）《图经》《夔州府志》”。参阅和依据原来的志书，是续修和新修地方志的重要方法。因此，到明代成化年间江朝宗编纂《重庆郡（府）志》，理应以重庆地区的旧志为依凭。而关于冯时行“状元”身份，极有可能是依凭宋代的重庆地方志记载。

其二，流传300多年的民间说法。从冯时行逝世的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到江朝宗写《新建璧山县记》的明宪宗成化十九年（1483年），相距整整320年。而冯时行的“状元”身份，在当时的民间已经成为了“民谚”。谚云：“状元双及第，进士屡登科”。须知“民谚”的形成，必是长时期代代相陈且广泛流传的结果。这说明江朝宗关于冯时行“状元”身份认定的另一依凭，便是已经流传300多年的民间说法。

自此以后的500多年，巴渝地区的人们一直对冯时行“状元”身份深信不疑。比如，明嘉靖年间璧山人孙尹奇在县城树“宋冯（时行）蒲（国宝）二状元坊”、郡守昆明黄凤祥在巴县县学为冯时行和蒲国宝立“双状元碑”、万历年间吏部观政胥从化在梁滩坝为冯时行立状元乡碑，清康熙年间巴县进士龙为霖、举人周开丰先后作《双状元碑》诗“有宋多才子，比肩两鼎元”“巴国当南宋，冯蒲两状元”，同治年间璧山稟生郭正笏《澄江纪胜》诗“山川灵秀应文昌，宋有冯蒲明有江。状元乡接学士里，前哲后贤遥相望”，以及历代将冯时行以“状元”入祀乡贤等等。这些都足以证明，巴渝地区的人们对冯时行“状元”身份的认同绝非历史“附会”，相反它已经演进为一种历史“信仰”。这样的历史“信仰”，一方面是基于对冯时行学问与人格的崇拜，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巴渝地区对“崇文重教”风尚的强烈期盼。

冯时行对后世的影响，我们既可以从明嘉靖年间重庆府推官李玺的“玺自童习读缙云冯先生语录”探得消息，更可从宋代大儒朱熹给予冯时行“明禹箕之传，破诸儒之陋，乃适与鄙意合，尤恨不得一见其面目而听其话言也”的评价而服膺。冯时行一生力主抗金、反对和议的鲜明品格，与后来重庆成为南宋抗元的最后堡垒，在文化精神上高度契合。而且，冯时行亦因力主抗金数度坐贬，甚至被迫结庐缙云山中，“退居里社十余年”“授徒讲道安贫淡 如”，虽遭际坎坷却矢志不渝，其爱国情 怀与民族气节足以令巴渝地区的人们深感自豪。

巴地山水险绝，巴俗崇勇尚义。地理阻隔，僻远闭塞，风气不开，历史上巴渝地区长时期背负“巴蛮”之名，宋代黄庭 坚即有“忆昔谪巴蛮”的诗句。但是，巴渝地区的人们从来就不甘于世世代代做 “巴蛮”，而是怀揣“教法文翁，岳峙渊渟， 代生贤哲”的理想，办学兴教，以文明而化野蛮，以人才辈出而证巴渝山川之灵秀。 因此，对冯时行“状元”身份的“信仰”， 与其说人们关注的焦点在“科第功名”，毋宁说人们所强烈期盼的是涵养巴渝“崇文重教”风尚，重塑“巴蛮”的历史形象。

（二）敬畏的态度

对待历史必须持敬畏的态度。何为敬畏？就是尊重。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科学既然是实事求是的学问，其对待客观历史也必然是严肃认真的，来不得半点虚伪和不老实，更不许掺入私心杂念。

那么，今天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冯时行“状元疑案”呢？

首先，不牵强附会。即在缺乏充足证据的情况下，不对冯时行“状元”身份作出勉强比附。例如，近年有人提出冯时行是“上舍状元”或“特奏名 （恩科） 状元”的观点，试图解决冯氏即使不是“殿试状元”但仍然是“状元”的问题。遗憾的是，持论者并未提供任何实在的历史依据。

事实上，若言冯时行是“上舍状元”，便涉及到一个历史名词“三舍法”。所谓“三舍法”即分太学为外舍、内舍、上舍，别生员为三等而置之。依一定年限和条件，由外舍升入内舍继而升上舍。最后按科举考试法，分别规定其出身并授以官职。在舍读经为主，以济当时科举偏重文词之不足。始于宋神宗时王安石变法，为“元丰新法”之一；绍圣中，曾一度废科举，专以三舍法取士；宣和三年，诏罢此法。可见，有人主张冯时行系宣和六年“上舍状元 ”， 则其时“三舍法”已罢，固不足信也。

若言冯时行是“特奏名（恩科）状元”，便涉及到历史上的“特奏名”制度。这个制度的设立，实质是宋朝对屡屡落榜者给予的特别关照。宋太宗兴国二年（977年）下诏取184名“特奏名”后，恩科从此开始。此后，凡省试多次落第者另立册上报皇帝，恩准他们参加殿试，评出等第，赐予进士出身或相应官衔。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下诏：“进士三经殿试，诸科五经殿试，或进士五举年五十，诸科六举年六十，虽不合格，特奏名。”这里的“三经”“五经”“五举”“六举”，说明“特奏名（恩科）”的对象是多次参加科举考试而未被录取者，显然与冯时行的情况不甚吻合。

其次，不轻率妄断。一般对冯时行“状元”身份持否定态度者，均引纪昀等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缙云文集（案语）》的说法为据。但我们如能再仔细些，就不难发现这段“案语”所表达的观点，并非讲“冯时行不是状元”，而是说“冯时行不可能是嘉熙间状元”，其主要理由是冯氏“断不得为嘉熙间人”。

直接证据是冯时行诗文中明确记载本人的活动时间，即宣和年间（1119—1125年）、建炎庚戌（1130年）、绍兴年间（1131—1162年），而嘉熙年间则是公元1237年至1240年，其间最低限度都相差75年以上。

间接证据是“《宋状元录》亦无其名”，即在《宋状元录》这本书上也找不到冯时行的名字。《宋状元录》全名《宋历科状元录》，明代朱希召编撰。朱希召，字济之，号守溪，南直隶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生平及生卒年皆不详，明朝嘉靖、正德年间曾官都事。诚如吴漫《明代宋史学者的多元化史料观》所指出，“有些明人宋史著述还大量利用家谱、年谱文献的。例如，朱希召《宋历科状元录》引用《文山年谱》《文山家谱》 ”“此外，朱希召《宋历科状元录》引用了《湖州人物志》，该书不具撰人名氏，仅从书名推测，应为地方人物传记”。

这说明作为明代私人著述的《宋状元录》，写作时间与历史事实发生时间至少相距250年以上，其采蘀依据是否来自宋代朝廷的科举档案尚不可知，可能更多的还是地方文献这类第二手甚至第三手、第四手资料。加之，《宋历科状元录·序》 也指出：“当时入仕之途颇多，凡魁廷试皆以状元称，且举无常期、科无定额。”说明有宋一代的科举考试本身，存在诸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此，仅以“ 《宋状元录》亦无其名”，便简单否定冯时行“状元”身份，未免显得不够严肃和严谨。而且，因“《宋状元录》亦无其名”，便认为“《志》殆流传之误”的结论，这种以“史”简单否定“志”也是值得斟酌的。事实上，“方志是方域的一面镜子，丰富而珍贵的资料，向为研究国史所摄取”。诚如章学诚所言，方志往往可“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

总之，从宋元时期多不记载冯时行科举身份的历史事实出发，时至今日我们没有找到“冯时行是状元”的直接证据，也没有找到“冯时行不是状元”的直接证据；从明代成化年间以后冯时行被江朝宗以及诸多县志、府志、省志确认为“状元”的历史事实出发，时至今日我们也找不到充分的证据，证明当年江朝宗对冯时行“状 元”的确认属于一种历史“附会”或“误 会”。因此，尽管冯时行“状元疑案”已经提出240年，本着敬畏历史的态度，我们认为：在没有新的历史证据被发掘出来之前，对500多年来江朝宗以及有关方志文献关于冯时行“状元”身份的历史记载，必须保持足够的尊重！

（作者单位：璧山区政协文史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