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加很多正能量”。在当前全国党史学习如火如荼之际，各地都在加强党史的学习和研究。“了解历史才能看得远，永葆初心才能走得远”。亚洲·民建中学是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创办和发展起来的，它是重庆众多“红色据点”之一，为党培养大批革命青年，掩护许多地下党工作同志，参加并支援城市的民主运动和农村的武装斗争，为党的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追溯这段历史，重温红色记忆，讲述感人故事、阐释党史启迪，为全党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提供更多鲜为人知的史料，以期为“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抛砖引玉。

一、基本情况

1942年后，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在重庆地区陆续建立一些“红色据点”，以便开辟和发展工作。建立在璧山县依凤场的亚洲中学“红色据点”，就是其中之一。据解放后公安部门从敌特档案中审查，亚洲中学没有发现一个三青团员和特务分子。由此可见亚洲中学的革命性和纯洁性。

亚洲·民建中学经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亚洲中学，创建于1944年秋，校址在璧山县依凤场，办了两年半；第二个阶段是民建中学，校址在重庆盘溪（解放前属沙磁区，现属江北区），原是民生建设学院的附属中学，当时准备停办，由亚洲中学出资接收，1946年冬亚洲中学等迁来与之合作，沿用民建中学校名，直到重庆解放。亚洲中学是后期民建中学的前身，后期民建中学是亚洲中学的继续，简称亚洲·民建中学。

这两所学校，是在党的领导下创办的和发展的，成为党在国统区重庆的一个红色据点。

（一）亚洲中学

亚洲中学是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荣高棠领导下，以黄文清组织的“民社”﹝黄文清为负责人，成员有吴宇同、简单（即简世埙）、吴太选、黄蹈中、程灼华、胡哲民等，宗旨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抗日、团结、进步的政治方向）为基础，又通过“青年民主社”及其他进步关系，联系胡正銮（即胡伴农）、赵扬（即赵纯熙）、彭德坤、张至（即张诺志）、白深富（即白石坚，璧山丹凤人，“11·27”大惨案烈士）筹建起来的。主要负责人为吴宇同（吴朝禧，四川合江县人，“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毕业，194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建立背景

1942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的要求和安排，共产党员黄文清（黄寿金，陕北抗大学员，打入重庆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与吴宇同同学）向吴宇同等传达筹建经济实体作为社会据点便于开展工作的要求，为此，吴宇同辞去国民党外交部美洲司工作，与初中的同学曾涤非及胡伴农（胡正銮）等人，在重庆菜园坝开办一个“合力木行”，吴宇同任副经理。从此，“合力木行”成为秘密活动的据点，相继吸收程灼华、刘主佩、胡哲民、张百全、张至加入“民社”。

由于木行生意不景气，他们商议筹建一所私立中学，以便容纳更多的同志，开展工作。吴宇同和简单出面联系胡伴农、赵纯熙（赵杨）、张仲明、姜瑄等同志，于1943年冬在合力木行商议筹办学校，大家态度都很积极，决定取名为亚洲中学，办学地点定在璧山县依凤场（由于当时正值抗战期间，许多城市学校都迁往农村，又因胡正銮是璧山县依凤乡人，在那里有较好的社会关系，所以，校址便选定在依凤场）。

2．建立

璧山依凤场是胡伴农的家乡，通过他，吴宇同等与当地乡民代表会签订合同，把“文昌宫”庙宇长期借用，改建为校舍。开办费的主要来源：一是“合力木行”停业后未退还的部分股金（约三、四百银元），动员股东赠给学校；二是通过民社成员刘主佩（曾在陕北抗大学习）向重庆永丰借贷（该行总经理系刘主佩胞兄），后来也捐赠给学校，约三、四百银元；三是学校申请立案的资金，则由吴宇同借其大姐吴建辉的田契作为抵押。

1944年7月，学校成立，聘请杨玉清教授（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教授，曾兼任行政系、外交系训导，思想开明，支持进步青年，解放后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中山学院院长）担任董事长，胡伴农任财务校董，吴宇同和简单任正副校长，黄蹈中、张至、程灼华分别任训育、教务、总务主任。

1944年秋正式开学，第一学期招收高初中各两个班，一百五十余人。

1947年底，为适应当时抗战胜利后的形势，经南方局青年组同意，将亚洲中学从璧山县依凤乡迁往重庆市盘溪，以“民建中学”的名义继续办到解放，但校长和农村工作小组组长仍是吴宇同。

3．教管模式

（1）实行供给制。教职员工实行的供给制，只供应伙食，打牙祭的次数不多，往往是自捡田螺或自捉鱼虾来增加营养。零用钱也很少。虽然艰苦，但上下齐心，心情十分舒畅。充分展示延安革命学校的革命作风。

（2）民主选举制度。校长、教务、训育主任等都是民主选举产生。学生自治会主席，是采取竞选的方法，候选人纷纷演说，宣传自己的主张，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无记名投票。在国统区，实行这种充分的民主制度的学校是凤毛麟角。

（3）开展新型教育。教学方法采取自编教材+启发式+讨论式+专题讲座+课外活动。如世界史的讲义是参考苏联出版的世界史自编的，国文教材也选有高尔基、鲁迅、肖红和普希金的作品；上课方式灵活多样，有时在教室外面的黄桷树下上课，每堂课都很活泼热烈；有时邀请作家到校作专题报告，如请骆宾基等到校作报告；有时与复旦大学和育才学校的进步同学相互交流以及经常举行秧歌舞等。师生关系完全是新型的，教育方式是丰富的，这种师生关系和民主自由空气，走到时代前列。

（4）开展识字教育。将学校教育与农民教育联系起来，教师和学生分队去农家院坝开展识字教育。璧山县当时是乡建学院院长晏阳初办的“平教会”的一个实验县，县政府曾指令各学校就近开办平民教育，亚洲中学抓住这个合法的机会，通过乡公所下令各个保，在附近办八、九个农民识字班，以院坝为集中学习点。有的每周一、三、五，有的二、四、六收工后学习。识字课本，由学校编印，连同习字本、铅笔等都由学校免费发给。课本采用顺口溜形式，寓思想教育于识字教育之中，如：“读书识字真正好，懂道理，有文化，不受㽎，不受压。”“我是中国人，我生中国土，鬼子打进来，我们和它半。”“鹊儿叫吱吱，飞到东来飞到西，飞到东边茅草屋，缺少口粮又缺衣，飞到西边高楼房，吃得好来穿罗衣，鹊儿心情情怀疑，人间世道真稀奇！”师生分组包干一两个院坝，除教识字外，还带些红药水、感冒片等，给农民治轻伤小病，或帮助农民干些家务活，与他们交朋友，启发他们的觉悟。不仅锻炼师生，也培养一些农民积极分子，为党在璧山开辟工作打下群众基础。

4．统战

亚洲中学是设在白区的一个红色据点，其所以能够站住脚跟，没有暴露和受到破坏，统一战线工作起到重要作用，如团结和组织“六一社”“新青社”“民协”等党的外围组织共同参与办学，邀请国民党中央政治学院大学部杨玉清教授担任董事长，请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写校门横匾“亚洲中学”并署名，争取地方势力的支持以及向进步人士开展募捐等，为亚洲中学的顺利发展发挥重要作。

（二）民建中学

抗日战争胜利后，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为了适应新的形势，1946年11月，亚洲中学从璧山迁去重庆江北盘溪，接办民建中学，并且沿用民建中学的校名，继续办学直至重庆解放。

1．接办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政治形势急骤变化。一方面国共谈判，签定停战协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另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发动内战。中国处于光明与黑暗斗争的关键时刻，国统区城市的民主运动蓬勃发展。

这里亚洲中学仍处在农村，不仅与城市的民主运动隔离，且生源大大减少，学校经费更加困难，有迁校的必要。经多方努力，1946年下期，在江北找到民建中学这块地盘。该校副校长李景豪拖欠学校经费，无法付给教职职工工资，处于停课混乱状态，经民主同盟的吴春选介绍达成协议：将私立民建中学交给亚洲中学接办，由亚洲中学偿还学校的负债，补发拖欠的工资。

亚洲中学接办时，对原民建的师生不了解，担心合校后亚洲中学的民主进步气氛是无法掩盖的。曾打算维持现状办完一学期，将不可靠的人解聘后再迁校。不料，当补发教师工资，请他们开会，准备复课时，竟有人带头挑起事端说受了骗，要预发一个月的工资才上课，否则辞职。其余的人也跟着起哄。于是遂顺水推舟，全让他们辞职，并立即把亚洲中学高中都先迁来，初中部寒假以后再迁。这个果断的措施使民建中学获得新的生机，踏上新的路程。

2．锻造

接办民建中学以后，面临的是如何把旧民建中学改造成一个新型革命学校的问题，这确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旧民建中学处于一片混乱，学生中有赌博的、酗酒的、耍流氓的、甚至打群架的。鉴于此，决定由亚洲中学的师生，主动接近他们，团结他们，还吸收原民建的学生参加担任学生自治会和班会的干部，参加各种课外团体，与原亚中的学生一道，参加各种课外活动。同时，教师通过各种方法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这些学生被吸引到有益的活动中来，很快有了变化，涌现许多要求进步的人，原来就有进步倾向的更加靠拢学校新领导，其中有的还成了优秀学生，成了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一所新民建中学成长起来。

二、民主活动

亚洲·民建中学，经历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学校相继在南方局、四川省委、川东临委、特委的领导下，作为党在国统区重庆的一个据点，始终遵照党的方针和指示，战斗着，前进着。

（一）进行民主思想和革命思想的启蒙教育

亚洲·民建中学是以部分中共党员和党的外围组织（“民社”和“青年民主社”）青年教师组建而来。因此，注重向学生将民主思想和革命思想的启蒙教育，寓于教学和管理的潜移默化之中，激励勤奋学习、开展自由讨论，提倡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如语文课，大量补充鲁迅、茅盾、何其芳、艾青、高尔基等人的作品；历史课，则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讲解史实，并且着重讲述中国如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史；公民课，主讲社会发展史，用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人的观点去批判课本中的反动观点；鼓励成立各种课外团体和读书小组，秘密传递《共产党宣言》《大众哲学》《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等供学生阅读。使学校的读书空气相当浓厚，培育出一大批在思想上、政治上追求解放、勇于革命的进步青年。

（二）建立亚洲中学农村工作小组

1945年8月，为加强党对学校的组织领导和开展农村工作，按照南方局青年组张黎群的指示，亚洲中学建立农村工作小组，组长吴宇同，组员有简单、韦喜庭（即韦弦）、程灼华、潘其江。小组工作由吴宇同单独向张黎群汇报，并由他布置工作任务，随后由吴宇同向小组传达，学校的重大事情，先由小组研究提出意见，交校务委员会或教师讨论，作出决定，付诸实施。抗战胜利前后，小组成员黄蹈中、简单、潘其江另有任务离校，又吸收张其栋、赵光白、吴臻百加入小组。这是在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的一个群众组织，也是亚洲中学据点的领导核心。

（三）建立亚洲中学群众小组

1946年9月，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新华日报社在亚洲中学建立的受其领导的亚洲中学群众小组，当时称之为“家”。上级领导人是新华日报社的张子英（即张静），联络人程途。组长邹容光（即陈学斌，亚中总务副主任），组员秦耀文（亚中教师）、朱烨然（即朱彤，亚中教师）、朱亚（朱彤之兄，亚中总务副主任）、王漾（即张季梅，女，亚中教师）（他们是一批暂时失掉关系的党员和我党的积极分子，后来按照他们的实际情况，分别接上党的关系或发展入党）。1947年2月，邹容光和秦耀文由张张子英介绍，到下川东的川鄂边参加武装斗争，“家”便解散。

（四）抗议美军暴行运动

1946年12月底，北平发生“沈崇事件”，抗议美军暴行的呼声响彻全国，学生运动在国统区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民建中学师生立即投入火热的斗争。根据马西林（1946年4月，中共代表团和南方局迁南京，成立公开的四川省委。由马西林同志直接领导，他当时在新华日报社工作）同志要求：在学运中，一要支持学生，二要掩护学校。行政领导不宜直接出面，暗中由赵光白、蔡丹冶、朱彤（朱晔然）等教师组织学生中的骨干分子，通过学生自治会进行发动。

1947年1月6日，民建中学师生约三百人参加全市的示威大游行，尚未迁出的亚洲中学初中部也在依凤场举行宣传游行活动。寒假中，市抗暴学联组织的宣传队相继在江北和市区遭到特务殴打，民建中学学生张志中、康群参加宣传队受轻伤。民建中学寒假留校师生员工数十人联名以一群文化工作者和工人的名义，在《新华日报》发表慰问受伤学生的公开信，声讨特务暴行。

2月开学后，接受学联号召罢课三日，进行请愿。反动派惊慌失措，安排市教育局局长任觉五出面，召集部分大中学校校长开会，不让新闻记者旁听，扬言要采取措施对付学生运动。吴宇同参加这次会议，会后立即把内容告诉马西林同志，第二天，《新华日报》揭露这次会议的阴谋。2月底，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封闭《新华日报》，为安全计，省委和报社领导同志先后返回延安。事件发生的一周之前，校长吴宇同到化龙桥报社编辑部向马西林同志汇报工作，夜宿该处。马西林同志分析当前的形势，指出：形势很严峻，在国统区要继续开展群众运动，团结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并要求大家注意隐蔽，作长期斗争的打算，等等。在报社和省委撤离后突然失掉党的领导，学校一方面积极找党，另一方面继续按照党的指示坚持工作。

（五）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

在失去党的组织领导大约半年。在这期间，继“抗暴”运动之后，又掀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高潮，在学校暗中指导学生活动的教师有李累、王群、苏仲扶、赵光白、刘廷韶等同志（他们多是共产党员）。同时，当时中共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刘国鋕（革命烈士，1921年—1949年11月27日）也常来学校活动。他又是“青年民主社”成员，曾在合力木行时就由胡伴农介绍参加“青年民主社”，所以刘和吴宇同常有交往。他对民建学校曾有所资助，并先后介绍方仲伯、罗广斌、刘以治等同志来校工作。

民建中学的学运基础较好，教师中党员较多，群众发动的比较充分，学生在校内校外的活动都很活跃。在校内，壁报满墙，要求民主，反对内战，揭露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文章，比比皆是。在校外，学生自治会组织了宣传队和联络组，开展校际活动。宣传队有五、六十人，排练许多活动剧，到过许多学校宣传演出，对运动起了促进作用。联络组有二、三十人，分头与其他学校学生自治会联系，把市学联的通讯、宣传资料等转送各校，成为市学联在沙磁区一带进行联络的得力助手。

5月，京、沪、平、津的学校开始罢课游行，要求停止内战，改善教师待遇，补助学生膳食费等。南京发生国民党军警打伤游行学生多人的“5·20”血案。消息传来，重庆市学联决定响应“6·2”全国总罢课的号召，组织请愿团，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反动派狗急跳墙，“5·31”深夜到“6·1”黎明前，出动大批军警特务四处捕人。当晚也有一队特务到盘溪抓人，从邻校蜀都中学和造纸学校各抓2个学生。2个特务闯入学校指名要“传讯”学生自治会主席康群，胁迫学校交人。校长吴宇同和校教务主任屈渭滨在办公室与特务周旋2个小时，以“罢课期间，康群不知去向”等为借口，软拖硬拒。一面又悄悄传话康群躲避，当时是黑夜，特务们不敢自己去找人，就拿出手枪和手铐，威胁要把校长吴宇同带去交差。正在这时，外面又进来一个特务催问，看样子是个头目，2个特务说校长不协助。吴宇同又把说过的话重说一遍。这个特务头目也没有办法，只好带着同伙悻悻而去。

三、历史作用

“亚洲·民建中学的创办和发展，它的一切工作和斗争，仅是党的革命事业的一些组成因子，亦是党史的部分组成材料。党的事业如大海，各方面的斗争就是大大小小的江河和溪涧。在大时代洪流中参加拼搏的每一个人的工作则只是点点滴滴的小雨点。但点滴细流成江河，条条江河归大海，这是历史的辩证法”。其主要作用有：

（一）培养革命青年

亚洲·民建中学于1944年秋开办，1949年冬结束。在此五年半期间，师生中有党员和“六一社”和“新青社”社员，初步统计123人。其中，有的在来校之前已入党或入社，而大多数则是在学校工作或学习期间入党入社的，或是从学校派往外地开辟工作期间入党入社的。

培养的教职员工中的党员有吴宇同、韦喜庭、潘其江、程灼华、胡宗炎、邵容光、朱亚、秦耀文、朱彤、阎斌、赵扬、张至、屈渭滨、严杰人、吴臻百、赵光白、张其栋、竹可羽、刘方明   鄢方刚、李累、王群、纪绍明、曹开、熊曙东、徐春轩、陈孟久、朱郁邨、马华滋、雷泽洪、苏仲扶、陈婉初、杨迅行   方仲伯、罗广斌、秦志如、李存亭、夏芸、龙斯猷、梁孟昭、刘国俊、陈文达、宋人俊、夏嘉瑜、金敬业、张君平、徐世英、涂兆新、孙昌震、邓石澜、罗又新、陈明德、罗守初、陈逸民、刘国瑞、李济川、黄世永、苏觉等58人。

培养学生中的党员有刘永贵、胡浩、马永江、胡正笃   田琦、何声伟、蒋维彦、黄坤渝、胡正中、李玉珍、唐祖美   江泰林、朱芳世、朱因焯、龙治芳、郎万钟、刘显志、赵先德、徐昌远、徐一平、周茂林、曹宇英、阙雄飞、张帮琇、张和平、袁彬等26人。

培养的社员（包括“六一社”“新青社”“民协”等党的外围组织）有39人。其中，教职员中的社员有李任、王德高、皇一鸣、张任重、黄缉光、练均友、刘以治、王志祥、林筱卿、陈亮、王成德、刘哓岚、吴正球、张砚溪、邝忠职、吴孟辉、胡正銮等17人；学生中的社员有彭正菊、吴一平、李积珍、张孝碧、刘宗孝、李光仪、吕国林、鲁文奕、唐明、唐群、吴励忠、刘泽阶、王能仁、涂天应、何毅君、胡正明、钱素华、李秀禾、杨联芬、刘善承、龙斯曼、肖天元等22人。

（二）掩护地下同志

在亚洲中学阶段掩护过的同志有：一是由南方局文委的邵荃麟同志介绍来的竹可羽、张其栋、赵光白，还有王蔚然，谈筱文、蔡丹冶等同志，他们都是湘桂大撤退时转移到后方来的一批文化教育界中的党的工作者，需要有个工作岗位作掩护。二是由南方局张子英同志领导、程途同志联系的一个小组，有邵容光、朱亚、朱彤、秦耀文等同志、他们都是贵州党组织遭受破坏转移来重庆，隐蔽在亚洲中学的，他们的任务是学习游击战知识，待机输送到农村去搞武装斗争，可以说是隐蔽在这里的一个游击训练小组。

民建中学阶段掩护过的同志有：有四川省委马西林同志介绍来的刘延韶、杨迅行，有刘国鋕介绍来的罗广斌、刘以治、屈义莲、方仲伯，有由中原解放区突围转移来重庆的李累、王群、林筱卿、李果，有由育才学校转移来的苏仲扶、曹开、陈尧伦、章晴南，还有在其他地区或单位有所暴露需要寻找职业作掩护的同志，如张君平、朱郁村、罗守初、秦志如、陈婉初、金敬业、尤斯猷、陈亮、王诚德、梁孟昭、李任、夏嘉瑜、李存亭、刘国瑞等。特别突出的是1948年夏从下川东起义失败后撤退来重庆的那批同志，敌人在追踪，其中掩护在民建中学的有徐春轩、熊曙东、江达荣、马华滋、雷泽洪、徐世英、邓石澜、曹宇音、周茂林。所有上述的同志，大多数是中共党员，他们在校期间，都获得很好的掩护，没有一人出问题，而且都担负着学校的各项工作任务，对建立学校的革命校风，团结师生一道前进，作出很大的贡献。

（三）编印进步刊物

当时有两种市级以上党的地下刊物在民建中学编印。一是《反攻》，在廖意林领导下，校内有李累、苏仲扶、陈尧伦（陈明德）三同志负责，还分头吸收罗广斌、林筱卿、蒋洛平、杨迅行等同志参加刻印、装订。《反攻》在民建中学安全地编印五期，直到1947年寒假陈尧伦同志回大竹途中被捕后才停刊。二是后期《挺进报》，1949年6 月间，在川东特委指示下，李累、廖伯康和吴宇同成立宣教小组，负责后期《挺进报》的编印工作，李累负责收录新华社广播和稿件的编辑，廖伯康和吴宇同分别在各自管辖的范围内设立刻印据点，轮流负责刻印和转发。吴宇同建立的刻印据点开初就在民建中学，由阎斌和黄辑光同志负责刻印，刻印两期。暑假中民建中学发生了7·19”捕人事件，潘其江、阎斌立即转移到化龙桥虎头岩大有学校继续刻印。

（四）支援武装斗争和开辟革命工作

亚洲·民建中学在党的部署下成为输送干部的一个基地，从这里输送出去的革命青年，分别为：

1．到下川东达县、大竹、梁山交界地区参加武装斗争的，有王群、杨迅行、苏仲扶、陈婉初、李玉珍、唐祖美、江泰林、刘显志、朱因焯等，到石柱、丰都地区的有邵容光、秦耀文等，到万县、忠县地区的有熊曙东、朱郁村，罗守初、朱芳世等；到涪陵地区的有黄坤瑜、肖凡平等。他们在川东临委、有的直接在临委邓照明同志的领导下，在农村开辟工作，为川东农民武装斗争作出贡献。

2．到贵州开辟工作的，到思南地区有朱亚，他在思南地区建立中共黔东总支，黔东游击队；到德江地区的有郎万钟、张志忠、涂天应、何胜贵，辜慎仪等，他们在中共黔北特委领导下，参加建立黔北游击队。配合人民解放军为解放黔东北作出贡献。

3．到璧山、铜梁一带开辟工作的有胡洁、刘永贵、田琦、胡正笃、蒋维彦、程朝箴、屈渭滨、刘国俊、李济川、何声伟，赵先德等先后30余人，其中亚洲中学高一班学生胡浩任中共铜梁县委委员兼平滩区委书记。刘永贵任中共璧山县北区工委及璧山县特区工委书记，他以一些中小学为据点，逐步在璧山农村发展党员，建立许多党支部，用“枪换肩”方式掌握大批乡镇武装，开展统战和策反工作，解放前夕，生擒璧山县国民党县长徐中晟，策动国民党两起师以上的部队起义。

4．到川南合江地区开辟工作的有刘泽阶、康群、唐明、吴孟辉、吴励忠、王能仁、曾怀清、吕国林、童仁等，他们中多数是“六一社”社员，受中共沙磁特支遥控领导。他们以符阳中学、玉皇场小学为据点，在合江县解放初期成立临时政务委员会时，康群（学校高二班学生）被推举为主任委员，对安定社会秩序，接管合江县作出突出贡献。

此外，有马永江、涂天应、吴臻百、邓石澜、吴一平、彭正菊等，在巴县曾家场创办一所初级亚洲中学，由民建中学副校长潘其江兼任校长，教师吴臻百任教导主任，这所学校实际上是民建中学初中分部。他们以学校为据点，掩护了许多同志，培养了进步学生，团结当地群众，做了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工作。

四、传承的精神及经验启示

回顾亚洲·民建中学的建立、发展历程，他们自始至终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成长，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勤俭持“家”的作风，师生团结一心，不断开拓进取，留下宝贵的精神食粮。

（一）艰苦朴素的精神

亚中实行“供给制”。学校没有固定资产，经常费用靠学杂费收入和进步朋友的零星捐款维持，为了使贫苦学生入学，学校征收的学费比一般学校低，还设立减、免费的制度，每学期享受减、免费待遇的学生将近总数的三分之一。因此，教职工无法付工资，就从校长起，只有饭吃，发给牙刷、毛巾、纸笔等日常用品，偶然多有一些捐款时才发点零用钱。大家还要做勤杂工作，刻印教材，平整操场等。如此清寒艰苦的生活，数年如一日，而毫无怨言，忘我工作。据简单回忆：亚中开学后，他一年总有好几次出差重庆和璧山，经常是一碗小面，一块大饼算一顿，从不进馆子，有时在“青民社”负责人胡克林的父亲胡子昂的华康银行（胡伴农在那里当秘书）和“民社”同志刘主佩的银行吃、住，不花学校一文经费。亚洲中学实在太困难，有时简直难以为炊，他就到重庆四处奔走募捐、借贷。1946年春，他被“青民社”调重庆适存高商校兼任副校长，还将工资节省下来送回亚中作补助之用。广西家里一文也没有寄回去。

亚中实行“供给制”的经验表明，哪个地方能够坚持艰苦奋斗的精神，哪个地方就能够茁壮成长。它启示着我们，进入新时代新征程，更需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

（二）为革命理想的献身精神

亚洲·民建中学的教师群体，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风华正茂，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走到一起来的，或弃官不当，或捐资兴学，“粪土当年万户侯”，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不畏艰险，不辞辛劳，“吃的是草，挤的是奶。”为革命理想而奉献一切，心甘情愿。在这样的教师群体的教育引导下，经过培养与斗争的考验，一大批有理想、有献身精神的青年成长起来，据初步统计，在解放前入党入社的学生123人，师生中有秦耀文、陈伦尧、涂天应、向梅卿、李济川等烈士，在敌人的监狱里、刑场上，坚贞不屈，为党的事业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永远令人怀念和崇敬。

（三）民主团结的精神

亚洲·民建中学建立校务委员会制。校委会由教职员代表和学生代表组成，有关学校全局性的大事都提交校委会讨论批准，校长、主任在会上做工作汇报，听取评议，决定去留。每周一次教职员会，一周的工作经教师民主讨论，分头执行。学生自治会主席人选，由规定数额的学生联名推举候选人，提出“施政纲领”，发表竞选演说，由全校学生无记名投票产生。校长、主任与教职工之间，师生之间，无等级之分，平等相待，同学之间，没有新老隔阂，亲密无间。

（四）求真致用的精神

学校的校训“真知、热爱、敬业、乐群”，以真知为首。“真知、热爱”是指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和社会主义理想，“敬业、乐群”是指团结群众推动革命事业。无论课内课外，学校都主张引导学生独立思考，探求真理。在亚洲·民建中学这个熔炉里，提倡和发扬学以致用，充满着生动、活泼、民主的生机勃勃的良好学风。

（五）开拓进取的精神

在白色恐怖中创立的红色据点亚洲中学，从启蒙、播种到培养、输送革命力量，其中就蕴藏着博大崇高的开拓精神。从学校教育到农民教育、学运、农运，武装斗争、到建立新的据点，在开辟工作的道路上又显示出许许多多的开拓精神。在这一过程中，一群年轻人，说干就干，敢于白手起家办起一所学校，战胜种种困难，使之发展壮大，是一种开拓进取精神；敢于把一所旧学校的烂摊子接过来，加以改造，使之成为一所新型的革命学校，又是一种开拓进取精神；敢于在白色恐怖统治的国统区，采取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策略，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而能巧妙地隐蔽自己，更是一种开拓进取精神。用这种精神培养出来的学生，如在1948—1949年间担任中共璧山北区工委及特区工委书记的刘永贵，在解放初期担任合江县临时政务委员会主任的康群，都是革命熔炉中培育出来的新时代的开拓者。

“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当前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新时期、新阶段，亚洲·民建中学“红色据点“的创建及发展历程虽是党的发展历史中一滴小雨点，但其留下的精神财富仍具有现实意义。

（作者：璧山区档案馆 王福忠）

* 参考资料：《璧山党史资料汇编》（1927—1949）

* 本文为作者个人作品，文中所有观点均属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