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抓好区县年鉴工作的探讨——以重庆市荣昌区为例

“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年鉴最早起源于西方。清末民初,伴随西学东渐潮流,西方年鉴开始传入中国,在它的影响和带领下,中国年鉴从无到有,并逐渐发展壮大。中国当代年鉴编纂出版始于20世纪初,1909 年奉天图书馆出版发行中国人翻译的具有现代性质的第一部年鉴《新译世界统计年鉴》。1913年上海神州编译社出版《世界年鉴》,这是由中国人自己编纂出版的第一部现代形式的年鉴。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发行的《中国年鉴(第一回)》,是第一部由中国人编纂的全面反映中国国情的综合年鉴。1950年天津进步出版社编纂出版的《开国年鉴》 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综合性年鉴。
1979年10月,邓小平在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负责人时,对陪同接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编辑姜椿芳说:“编辑出版年鉴,很有必要,这是国家的需要,四化建设的需要”。于是,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了经久不衰的年鉴编纂热潮。2006年5月1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第467号国务院令公布了《地方志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有关地方志工作的行政法规。《地方志工作条例》的公布施行,结束了地方志工作无法可依的历史,标志着地方志工作从此进入有法可依的法制化新阶段和大规模、正规化修志的新时代。从法律上规定了地方综合年鉴编纂是地方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的领导职责,以及县级以上地方志工作机构对地方综合年鉴的组织编纂职责,明确工作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为开展年鉴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
2015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明确“到2020年,做到地方综合年鉴由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编纂,一年一鉴,公开出版,实现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全覆盖。”我国目前省级行政区划单位有34个,而区县级行政区划单位达3185个。因此,要实现《纲要》提出的“一年一鉴”“全覆盖”这一目标,重点在区县。为了分析区县年鉴工作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推动新时代年鉴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笔者以重庆市荣昌区为例,就抓好区县年鉴工作进行探讨。
一、荣昌年鉴工作概况
荣昌地处重庆西部,取“繁荣昌盛”之意而得名,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建县,至今已有1260多年的历史。荣昌距重庆90公里,离成都240公里,辖6个街道办事处、15个镇,总人口85万。荣昌县 (今重庆市荣昌区)1962年组成县志编修委员会,计划编纂县志,因受“文化大革命”冲击,中断了编修工作。1980年8月,县委要求重新筹备修志工作,随即成立编修委员会。1981年5月筹组修志办公室。1985年4月,县志办正式列为县政府的常设机构,落实了工作人员、办公场所和工作经费,开始启动修志工作。1988年,县政府决定从二轮《荣昌县志》断限以后的1986年开始,每年编辑1卷《荣昌年鉴》。9月5日,县政府办公室发出《编辑出版〈荣昌年鉴〉的通知》,对编辑的指导思想和原则、特点和作用、基本内容、计划和要求、组织和领导等各个方面作了具体规定。9月13日,县政府成立年鉴编辑委员会及年鉴编辑部,开展年鉴的组稿及编辑工作。1989年10月,补编的《荣昌年鉴(1986)》《荣昌年鉴(1987)》出版。1990年,年鉴编辑部印发了《关于认真编写年鉴要注意的几个问题》,指导后续年鉴的编写。1991年6月、10月先后出版《荣昌年鉴(1988)》《荣昌年鉴(1989)》。1993年8月,出版了《荣昌年鉴(1990~1991)》合订本。后因集中力量编纂县志,导致1992—2000年连续9年未编辑出版年鉴。2001年3月,县政府决定继续编辑出版《荣昌年鉴》。3月15日成立《荣昌年鉴》编辑委员会,下设编辑部负责编辑出版工作。4月3日,县政府召开年鉴工作会议,安排年鉴撰稿内容,确定撰稿单位,明确撰稿要求。2002年,《荣昌年鉴(2001)》出版。之后,每年都由县政府印发关于编辑出版上一年度《荣昌年鉴》的通知,各相关单位供稿,地方志机构按照框架要求认真编辑。编完后分送编委会成员审改,然后送执行主编审核,提交出版社把关(公开出版前无此环节),最后打印样书送区政府分管领导和主要领导审定,签字确认后交印刷厂印刷出版。至2018年底,做到每年一鉴,并从2017卷开始公开出版。
二、《荣昌年鉴》发挥的作用
近几年来,《荣昌年鉴》主要发挥了以下三个方面的作用:
(一)为区委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荣昌年鉴》系统记录了荣昌行政区域内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基本情况,记录了当代人的实践活动和智慧经验,资料丰富。近几年来,从外地调到荣昌任职的区领导,都习惯将《荣昌县志》《荣昌年鉴》放在案头,抽空阅读,从中了解熟悉荣昌地情,为其提供资政辅治之参考,为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历史借鉴,为科学决策提供重要依据,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特别是本届区委书记和区长都是从外地调到荣昌任职,他们从两轮《荣昌县志》和历年《荣昌年鉴》中了解到荣昌的各种优势后,觉得荣昌发展潜力很大,经过科学论证,决定全力以赴推进“三件大事”:建设国家货运机场、国家高新区、国家生猪大数据中心。经过全区上下共同努力,收效明显。2018年2月28日,国务院以国函〔2018〕47号文件批复荣昌高新区升格为国家级高新区。至此,荣昌高新区成为全国首个以农牧为特色的国家级高新区,规划面积17.05平方公里,重点打造智能装备制造、食品医药、轻工陶瓷和农牧高新“3+1”产业集群。2018年末,荣昌高新区建成区面积14平方公里,累计入驻工业企业517家,其中世界500强和中国500强企业共10家,上市公司(子公司)15家,外资企业16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44家。2019年4月4日,国家农业农村部以农市函〔2019〕2号文件批复支持重庆市试点建设国家级重庆(荣昌)生猪大数据中心,并明确作为国家重大项目统筹推进。同时,国家货运机场也形成全面共识,得到各界广泛支持。
(二)为推动经济发展作出了显著贡献。《荣昌年鉴》是由熟悉本地区情况的人士在以准确事实、真实数据、众多文献的基础上,经过归纳、综合后编辑而成,高密度储存了荣昌地情信息。这些具有权威性、系统性的信息资料,能为社会公众提供信息资讯。在招商引资过程中,有的客商不相信口头介绍,只相信历史记载,于是索要《荣昌年鉴》,从中对荣昌区的地理环境、区位优势、发展概况有较完整、系统的了解,推动了招商引资工作的顺利开展。2018年,全区招商引资签约项目338个,合同金额637亿元。同时,不少单位因上报材料之需,常到地方志机构查阅年鉴,为“河包粉条”“荣昌卤白鹅”“吴家脆莲花白”等申办国家级地理证明商标提供了有力依据。
(三)激发荣昌人民对家乡的认同感。最能反映地方综合年鉴个性特色的是乡土特性、乡土气息。不同的地区资源禀赋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水平也不相同。地区之间的差异性、特殊性决定了地方综合年鉴在内容记述上必然各有其特点。所以,地方综合年鉴在一定程度上是地域文化的凝聚,体现着地域特色和地域精神,弥漫着乡土气息,保存着深厚的乡情、乡思、乡愁。远近闻名的“荣昌猪”“荣昌夏布”“荣昌折扇”“荣昌陶器”,在《荣昌年鉴》中均有相关记载,涵盖了猪文化、夏布文化、折扇文化和陶文化,有助于激发荣昌人民对家乡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了荣昌人民的乡土认同。在外地工作的荣昌人,无不为有众多的地方特色产品和深厚的地域文化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三、荣昌年鉴工作存在的问题
对照《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荣昌年鉴工作当前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重视程度不够。有的部门、镇(街)领导对年鉴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年鉴工作可有可无。主要体现在:一是提供年鉴稿件不积极。2019年1月17日,区政府办公室发出关于编辑出版《荣昌年鉴(2019)》的通知,要求21个镇(街)、114个部门在2月28日前报送年鉴稿件。但有的镇(街)和部门不在规定时间内报送,到5月9日,尚有3个镇(街)、25个部门没有提供稿件,分别占14.3%和21.9%。二是对年鉴稿件的内容把关不严格。有的镇(街)和部门应付了事,将年度工作总结直接提交,废话多,水分重,干货少。三是将《荣昌年鉴》 搁置书柜当摆设。笔者在某镇主要领导办公室与他沟通工作时,他居然问“最近出版的《荣昌年鉴》记载有我们镇的内容没有?”。我明明看见他书柜里就放着一本新出版的《荣昌年鉴》,这充分说明他根本没有审核当年该镇提供的年鉴稿件,也没有翻阅过出版的《荣昌年鉴》。
(二)年鉴专业人才匮乏。荣昌区地方志工作机构于2015年撤县设区时与党史研究室合并,编制13人,其中领导职数2人。现有在编人员11人,大多数没有经过系统的年鉴专业培训,对年鉴的基本理论和编纂知识掌握不深,仅了解一些必要的编辑知识和年鉴编纂要求。具有深厚理论功底、丰富编纂经验的年鉴专业人才匮乏,能者不来,来者不能,导致了年鉴人才队伍业务素质不高。不仅编辑人员是半路出家,而且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也是从年龄较大的其他部门主要负责人调任,尽管文字功底不厚,年鉴知识不深,但按惯例还分别担任《荣昌年鉴》的主编和执行主编,影响年鉴的编纂质量,不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三)年鉴质量有待提高。一是表格内容不完整。如《荣昌年鉴(2017)》第204页(表10)《2016年荣昌区教育经费与办学水平情况》中的学前三年毛入园率、小学适龄人口入学率、初中适龄人口入学率、高中阶段教育入学率、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比例、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阶段教育比例、教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人均受教育年限等8项指标均无数据,全是空白。二是部分数据无比较。年鉴资料应具有连续性和可比性,能正确反映事物发展的脉络和轨迹。但《荣昌年鉴(2018)》的农业、交通、环保等类目下的有些指标没有与上年比较,没有如实反映指标增长或负增长的情况。三是地方特色不突出。年鉴框架应体现年度特点和突出地方特色。荣昌夏布、荣昌折扇、荣昌陶器是国家级非遗项目,荣昌猪闻名遐迩,这“四大宝贝”名气很大,是荣昌的四大特色,但近年来的《荣昌年鉴》对其反映的内容不多,没有体现其发展进程和生产经营状况,没有突出本地特色。当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导致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是供稿单位缺乏责任感,尽管编辑多次对接,再三催促,但有关部门供稿人员置若罔闻,无动于衷,编辑实在无能为力,也就只好将就如此。
(四)年鉴资源开发利用滞后。对年鉴开发利用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重编纂出版,轻开发利用。开发利用形式比较简单,数字化、网络化建设落后。2016年之前的《荣昌年鉴》 都是内部出版,不宜挂网公开,年鉴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加之年鉴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不够,资料价值不高,影响了年鉴资源的开发利用价值。
四、抓好区县年鉴工作的建议
年鉴作为“官书”,记载的是一方水土的人和事,既包括一方人民的独特创造、价值观念、精神风貌,也包括一方文化的历史渊源、传承发展、生命活力。可以说,年鉴讲的就是当地故事,展现的就是真实、立体、全面的行政区域,在增强当地文化凝聚力、影响力,提升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地方综合年鉴在适应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全面系统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地情现状方面,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的新时代,区县政府及地方志工作机构应抢抓机遇,扎扎实实抓好年鉴工作。
(一)提高思想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区县各级党政领导要深刻学习领会总书记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条例》和《规划纲要》精神,要从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深化改革提供智力支持,为各级领导干部了解熟悉地情提供咨询服务,为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历史借鉴,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精神食粮,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提供基本素材的高度去认识年鉴的意义。笔者拙见,一个明智的领导应该高度重视年鉴工作,因为年鉴可以及时记录本地区在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征程中,每年取得的新成绩和新经验,既宣传了当地,又将包括自己在内的“一班人”通过付出取得的成绩载入史册,流芳百世。
(二)加大宣传力度。年鉴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年鉴工作在社会上的知名度、影响力至今仍然有限,原因之一就是宣传不到位。因此,区县地方志工作机构要通过网络、报刊、电视等媒体,利用发放宣传资料、举办年鉴知识讲座等手段,采取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等形式,广泛宣传年鉴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大力宣传年鉴的发展历史、基本知识、社会价值。通过深入反复宣传,做到领导干部了解年鉴,社会各界知晓年鉴,读者群体熟悉年鉴,逐步在全社会培育浓厚的年鉴意识,使年鉴编纂成为新时代的文化自觉,从而为年鉴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推动依法治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坚持依法治志的原则,“依法治志”的“志”,在外延上涵盖了年鉴,对于年鉴工作来讲,就是“依法治鉴”。“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地方志工作的领导。地方志工作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按照“法定职责必须为”的要求,年鉴工作作为地方政府的一项“法定职责”,不是可做可不做的工作,而是必须完成好的法定工作职责。地方志工作机构要以《条例》和《规划纲要》为依据,努力争取当地党委政府主要领导的关心、重视和支持,积极营造依法治鉴的氛围,把年鉴工作纳入到各级政府工作任务之中。
(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人才队伍是年鉴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区县政府应高度重视人才选拔、培养和使用,加强专兼职结合、结构合理的人才队伍建设,培养一批专业人才。要大胆改革创新,敢于打破常规,实行年鉴主编负责制,大胆启用专家。业务熟悉的负责人可以兼任年鉴主编,业务不熟的负责人只负责行政管理,由年鉴编纂知识丰富的专业人才担任年鉴主编,从而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年鉴主编、编辑队伍,造就一批政治水平高、创新意识强、业务素质棒、奉献意识浓的优秀年鉴编纂人才。同时,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等方式,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培训,既积极组织人员参加上级主管部门开展的业务培训,又主动邀请年鉴专家实地授课,对各镇街各部门的专兼职人员进行针对性、专业性深度培训,提高年鉴编辑人员和镇街撰稿人员的业务水平。
(五)提高年鉴编纂质量。始终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按照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发展理念”精心编撰年鉴,做到一年一鉴。不断开拓视野,深入挖掘资料,全面、系统、客观记录在新发展理念推动下本地区经济社会的新发展、新变化,为各级领导干部了解地情提供服务。同时,利用年鉴的年度资料性文献性质,及时记录本地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征程中,每年取得的新成绩和新经验,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涌现的优秀人物和典型事迹,在改革大潮中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喜怒哀乐,在社会变迁中当地的风俗习惯、文化特性,将之全面、系统、客观地告诉世人、传及后代,为促进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和智力支持。
(六)加快年鉴信息化建设。把年鉴资源开发利用工作摆到重要位置,推动年鉴工作的信息化建设,增强公共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提高年鉴的知晓度、利用率和影响力。充分利用已有信息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加快年鉴信息化建设步伐,实现各级各地年鉴资源共享,面向社会提供优质服务。(荣昌区委党史地方志办陈朝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