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发展的方志阐释——基于《温州市志》

等志书关于民营经济的记述

吕克军  汤 敏

提要：温州民营经济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和民营经济发展的“样本”，“温州模式”集中体现了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经验。新方志对民营经济发展予以丰富记述，两部《温州市志》及有关志书全面、客观、多层次记述民营经济的发展，对民营经济发展历程、各领域发展和“温州模式”的内涵进行了详细记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精神的力量，总结升华“温州精神”提炼而成“浙江精神”，为民营经济及经济社会全面发展铸魂赋能。新方志关于民营经济的记述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生成和现代国家意识的成功构建。

关键词：民营经济  地方志  《温州市志》  精神赋能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对此评价道：“我国经济发展能够创造中国奇迹，民营经济功不可没！”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宣示“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实现了全面深刻的伟大历史跨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彰显了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的高度重视，是对民营经济发展历程的科学总结和进一步发展的政策指向。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两轮修志坚持“明古详今”原则，普遍把民营经济作为重点记述内容。在民营经济发展中，东南沿海地区比较典型，其中温州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区”和民营经济发展的“创新区”，通过创新发展形成“温州模式”，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温州和地方志工作，多次擘画指引温州民营经济和社会文化全面发展，认为温州为全国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现有关于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记述与研究较为丰富，其中由温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两部《温州市志》卷帙浩大，内容翔实，特别设立“区域特色经济”“温州模式”等篇目，对民营经济进行了全面、系统、专业的记述，在相关著述中较为突出。本文在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温州民营经济和方志文化的系列重要论述精神基础上，通过对两部《温州市志》记述的分析及与其地区地方志有关记述的比较，对民营经济发展规律及其原因动能进行解析阐释。

一  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客观全面记述

新修志书的编纂承续近代以来重视经济社会记述做法，“民营经济”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体现之一，成为两轮修志的的重点内容。但是，志书中对此的记述却有较大差异。两部《温州市志》对民营经济发展的记述都十分翔实，以下先对二者编纂进行论述。

一是两部《温州市志》都对温州民营经济不同历史阶段及重要发展节点的情况进行了客观记述。《温州市志》（1998）首先对温州改革开放前的社队企业进行概述，涉及1956年农业合作化、1958年人民公社化时期的兴办及三年经济调整时期的关停，对1963年之后的社队企业“恢复”和“文革”时期的破坏也作了记述。“文革”结束至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社会安定，社队企业迅速发展。1978年全地区有社队企业9037家……比1976年将近翻了一番”。同时客观指出“这个时期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对社队企业的批判和打击频繁”，束缚了社队企业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大力推进，温州人民发扬兴办社队企业的传统，“逐步形成以家庭工业为基础，以专业市场为纽带，以小城镇为依托，以农民供销员为骨干，以日用工业小商品为主要产品，一村一品，一乡一品，面向全国大市场的经济格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1984年，温州被列为全国14个进一步对外开放城市之一；1987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13个农业改革试验区之一。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温州民营经济“企业组织结构散、经营规模小、产品技术含量低，少数地方产品假冒伪劣现象屡禁不止”等原因，温州市委、市政府提出“二次创业”战略，提高产品质量，加大基础建设，使民营经济上了一个新台阶。进入21世纪，温州民营经济遭遇来自内外的挑战，自身发展出现许多新的问题。为此，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温州提出“创新”战略，要求做好民营经济的制度创新、科技创新、行政管理体制和党建工作创新，为全省、全国走出新路。《温州市志（1991—2012）》记述新发展阶段的情况：“1991至2012年，温州市的民营工业企业通过从家庭作坊式个体经营、股份合作经营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集团及股份有限公司跨越”；“所有制结构从过去国有、集体工业企业‘一统天下’逐步演变为公有控股、外资企业、民营经济‘三分天下’。”温州积极实施“创新经济”战略和“走出去”战略，加快产业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取得跨越发展。两部《温州市志》的记述，生动描绘了温州民营经济从社队企业、家庭作坊到股份公司、企业集团，从传统经济形态到创新经济形态的发展过程。

二是两部《温州市志》都对温州民营经济不同领域的发展及特点进行了多维度专业记录。地方志从南宋时期的“以类叙事”发展到当今“横排门类、纵述史实”的体例规范，结合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进行记述是地方志编纂的优势。《温州市志》（1998）对农业、工业、商业、金融业等领域的民营经济发展进行分类记述。在“农业”卷，重点对“经济制度”“粮食生产”“经济作物”“渔业”等内容及体制变革做翔实记述。在“工业”卷，指出“温州乡镇工业向来居乡镇企业各行业的首位”的特点，对工业结构进行细致记载：“至70年代末，形成机械、金属制品、建材、竹木棕草制品、食品、纺织等6大行业，机械工业跃居各业之首。80年代前期，机械工业中的电器生产发展迅速……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塑料制品、皮革、服装缝纫3个行业出现飞跃发展势头。”“至1994年，温州乡镇工业基本上形成了以机械、塑料制品、皮革、服装缝纫为4大支柱，纺织、食品、化工、印刷、陶建、电子仪器仪表等全面发展，较为完整，并具有一定特色的地方工业体系。”《温州市志（1991—2012）》详细记述了这一阶段温州工业结构的升级，“20世纪90年代初，温州市传统的食品、皮革、轻纺、陶瓷、造船等产业得到进一步振兴，并建立了电子仪表、冶金、医药、橡胶、塑料制品等新兴工业，逐步形成门类基本齐全的现代地方工业生产体系”；“‘十一五’期间，温州市坚持‘引进新建一批、改造提升一批、做大做强一批、限制淘汰一批’，优化工业产业结构，先进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获得较快发展，重化工业产值比重从2005年的57.4%提高至2011年初的64.8%”。这些记述清晰反映了温州民营工业的产业结构及其迭代升级情况。我国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和民营经济有着天然密切联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们党推动和解放生产力的伟大创举。”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市场受到一些错误观点及政策的限制，温州的市场和商业发展严重迟滞。市场是一定地域人们经济活动的边界，如美国社会经济学家施坚雅所述，“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在的村庄的狭隘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的”，这个边界越宽则经济活动的范围越广、越活跃。由温州田间、海边发展起来的温州民营企业家超越其所在的基层市场区域，并通过基于市场体系的社会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使得“中间市场”“中心市场”快速扁平化，走向更广阔的国域及全球市场。《温州市志》（1998）对“工业品市场”“农副产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等市场发展情况进行专业记载，对各商业形态也进行详细记述。这些记述是观察、研究温州市场发展的基础性资料，也是衡量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晴雨表”。

三是两部《温州市志》都对“温州模式”进行了深度阐述。“温州模式”是对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理论性总结，深刻体现了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经验和规律。一般来说，作为“资料性文献”的志书限于体裁原因对事物发展规律进行记述似非其所长，在体例编排上也有不易归类之处。但《温州市志》（1998）坚持从反映当代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出发，而不是简单地按照门类并列标准，对关系温州发展的核心内容——“温州模式”，认为其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且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温州地区乃至全国民营经济发展起到的独特作用，因此以“时类并举”原则设立“温州模式”卷。该卷具体包括“温州经济发展概况”“温州模式内涵”“温州模式成因”“民营经济”“城镇建设”“东西差距和扶贫”6章，系统反映“温州模式”的实践内容及理论体系。“温州模式”卷“概述”指出，“家庭经营、专业市场、农民供销大军、小城镇建设是温州模式初期阶段的主要特征与内容”。各章对温州经济发展历程及“温州模式”概念的提出过程作了记述，没有回避围绕“温州模式”所发生的争论，而是结合历史传统、现实条件及政策环境等方面因素，对“温州模式”的发展作详细记述。整个记述以客观史实为基础，同时因其理论性也作了一些论述性和结论性的表述，客观真实、文质相彰。鉴于《温州市志》（1998）对“温州模式”已有详细记述，《温州市志（1991—2012）》在篇目设置中采取“丛录”方式来记述，包括“探索与决策”“践行与创新”“调研与评述”三部分。第一部分通过曾在温州任职的领导和部分浙江省领导的回忆文章，反映“温州模式”的形成和决策过程，其中很多史料十分珍贵；第二部分收录12位温州创业者的回忆文章，体现创业的艰辛历程和温州精神；第三部分收录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专家学者的评论和研究文章。《温州市志（1991—2012）》对“温州模式”的内涵、特征、作用和影响进行系统阐述，提出“‘温州模式’的本质是民本经济，‘温州模式’的精髓是市场经济，‘温州模式’的基石是实体经济，‘温州模式’的政府治理是有限有为有效”等论断，是对“温州模式”认识的深化及其新时代内涵的体现。

根据笔者对两部《温州市志》及全国部分志书的不完全“样本”来看，地方志对于民营经济是普遍记述的，但因民营经济本身发展的地区不平衡，呈现出记述的不平衡。首先，关于民营经济的记述在东南沿海省份和地区的志书中相对比较详细。上述关于《温州市志》的分析便是典型例证，另外二轮修志中的《江苏省志》、《浙江通志》、“浙江省志丛书”中都设有《民营经济》专志，这些省份、地市的志书关于民营经济的记述大多比较翔实；而在内地的一些省份和地区的志书中记述则较为简单。不过也不可一概而论，如在民营经济发展程度同样较高的苏州，《苏州市志》中民营经济的内容体现得却并不十分突出，该志仅在“经济综述”“商业”等部分作了相对集中的记述，记述的体量较少，其他大多分散在各门类中。其次，在体例篇目设置方面呈现多样化趋势。如上述《温州市志》（1998）既坚持了“横排门类”的基本原则，又对具有概念独立性的“温州模式”予以升级单独成篇，深刻反映出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征，切实做到“断之以义”。但多数志书仍坚持按社会分工和事业性质分类的方法设置篇目，按行业、按事业、行业事业相结合横排门类，及针对一些特殊内容设置“附录”“丛录”等。再次，纵观各地记述“民营经济”的有关志书，其编纂方式主要包括专志、分志两种类型，如《浙江省志丛书》和《浙江通志》中都设有民营经济专志，还有上海松江区纂有《松江民营经济志》等，但整体上专志较少，大多数是在综合性志书中设立分志。最后，诸志在民营经济内容记述上包涵甚广，十分广泛。一般来看，大多包括政策、民营企业、经济园区、市场等内容，还包括本区域民营经济的特色内容。如上海松江区因地处大都市的原因，园区经济是其发展的主要特点之一，所以《松江民营经济志》设置“经济小区”“经济园区”并作重点记述；浙江省的民营经济因具有“块状”产业发展格局，所以《浙江通志·民营经济志》特别设置“发展模式和块状特色”；《江苏省志·民营经济志》则根据本省特点，重点记述民营经济的行业结构、区域结构和资本来源等。“文章视诸政事而已”，这种“百花齐放”是改革开放后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及模式差异等因素的体现。

二 民营经济发展的文化阐释

改革开放后民营经济为何发展如此迅猛？根本原因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政策，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扶持。但这也会产生一些小问题：党的政策在全国基本是一样的，为何民营经济在各地区的发展却有如此大的差距？难道仅是执行力度上的区别，或是什么因素导致执行力度上的差距？对此有政治、体制、区域经济等多种解释，笔者认为都有其道理，本文主要从方志文化维度去作一下阐释。关于“文化”的概念也有多种，本文只从其最基本概念出发进行辨析。《现代汉语词典》对“文化”的解释是一个基本解释：“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对这个解释学界一般异议不多，因人在物质创造活动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使人本身得以提升成为“自由”的人，从而升华出一种文化的力量反过来促进经济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文化等上层建筑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认为文化“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习近平总书记从经济和文化的基本关系维度，对“文化”做了系统阐述：“从根本上说，文化是由经济决定的，经济力量为文化力量提供发挥效能的物质平台。然而，任何经济又离不开文化的支撑：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深厚的人文价值，使人的经济活动与动物的谋生行为有质的区别；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极高的组织效能，促进社会主体间的相互沟通和社会凝聚力的形成；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更强的竞争力，先进文化与生产力中的最活跃的人的因素一旦结合，劳动力素质会得到极大的提高，劳动对象的广度和深度会得到极大的拓展，人类改造自然、取得财富的能力与数量会成几何级数增加。”这个论述对文化反作用经济的途径和表现形式作了深刻系统的阐述，指出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促进作用。他高度重视温州文化发展，支持温州地方上提出研究“温州学”的请求，以使文化在温州民营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李强同志认为，“发挥文化的融合作用，是增强这个动力的重要手段。我们要以温州文化去凝聚温州人，增强温州人的文化认同感和家乡归属感，使全体温州人时刻想着温州、关心温州、支持温州”。对这些深刻论述，一些志书已在编纂中自觉贯彻，如《江苏省志·民营经济志》对江苏民营企业的文化作了记述，两部《温州市志》对此也有充分体现。

一定的文化离不开一定的环境，特定的环境孕育不同特色的文化。《温州市志》（1998）在“自然环境”部分对温州的地理、气候、河海等情况作了翔实记述：“地势自西向东呈梯状倾斜。洞宫山脉自福建省东北东走向延伸于泰顺、文成二县……又因断裂作用，构成巍峨的中山山地。……再东是冲积和海积平原，平原上散布着蚀余的孤山和孤丘。海岸有基石质和淤泥质二种。由于河流多和山脉直交割切，河口常成溺谷形。沿岛屿是山地入海的延续，都是大陆岛，在海岸和海之间，有或宽或或窄的滩涂，是新生的土地。”《温州市志》（1991—2012）的记载则更加明确。这些都指出温州“负山面海”的地理特点，体现出温州北、西、南三面环山，东临大海的既封闭自然单元又对外开放的滨海特点。在对“气候”的记述中，《温州市志》（1998）客观记述了温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的特点，并特设一章对影响温州发展的“自然灾害”作了详细记述，对温州历史上重大台风作了“表”述。正是因为这种独特地理环境，使温州人在对恶劣自然环境和台风的正面冲击勇于斗争，从而孕育了他们坚韧奋斗、善谋近利、心理开放、向外发展的群体性格。

宗族文化是温州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温州民营经济早期发展的“组织性”优势之一。温州宗族观念浓厚与其移民社会有密切关系，所以《温州市志》（1998）对温州历史上历次人口迁入作了记述。对于移民来说，迁移到温州这样一个地理条件艰苦的地区，必须全宗族团结起来才能克服自然和社会的困难生存下去。在一些历史时期，社会对温州宗族现象有一些批评意见，《温州市志（1991—2012）》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宗族文化逐渐淡化，‘文化大革命’期间宗族文化被视为‘四旧’（指旧封建、旧风俗、旧习惯、旧思想）而受到批判”。在认真分析历史史实的基础上，《温州市志（1991—2012）》记述道：“自唐宋以来，不少姓氏迁移至温州境内，世代相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一种特有的宗族社会组织形式。旧时境内宗族色彩浓郁，大多以姓氏聚族而居，下分若干房族……田地、房产、分家、继承者等诸事纠纷，皆要请族长出面调解。同房族内的人，因有血缘关系有事互相帮忙。……若为外族欺辱、诉讼，则合族帮扶，甚至不惜与异姓外族械斗。”另外，还对宗祠、家谱、众田、祭祀、乡规民约等宗族文化作了记录，从宏观场景到微观层面都十分翔实、细致。既指出宗族中的落后因素，又阐述其在发展经济、规范个体行为、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所起的作用。

有学者指出：“一种文化种系发生演变的原物质来源于周围文化的特点、那些文化自身和那些在其超机体环境中可资利用或借鉴的因素。”经历了从远古到东晋的漫长进化过程，东晋时期温州文化开始迸发出璀璨光辉，王羲之、谢毅、刘怀之等给温州带来的中原文化，深刻影响了温州大地。唐高宗时期温州因“虽隆冬恒奥”而得名，并使温州文化浸蕴了唐世开放之风。南宋时期，浙江成为经济文化中心，经过薛季宣、陈傅良的发展至叶适，“永嘉学派”把外来文化涵咏内化，揭示“工商皆本”，反对“重本抑末”；认为“道不离器”，反对“专以心性”；提出“以利和义”，反对“以义抑利”；提倡“学与道合，人与德合，实德、实政结合”，出现了文化的“突创”现象。该学说在南宋影响较大，又因其“离经叛道”而为封建统治者所排斥，直至近代才逐渐复兴，与毗邻的“永康学派”一起成为温州近现代民营经济发展的文化“密码”。所以，习近平总书记阐释道：“‘永嘉学派’代表人物叶适提出‘通商惠工，皆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主张农商相补，反对义利两分”；“深深地影响着浙江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成为浙江思想文化的重要源泉”。文化具有整合、涵化作用，正是这种植根于自然环境、家族组织和地方文化基础而形成的“商业文化”，成为温州乃至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根源性文化基因。

三  民营经济跨越发展的精神赋能

人和一项事业是需要精神力量的，尤其在面临困难问题和需跨越发展的关键阶段，更需要精神铸魂赋能。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强调方志文化的作用，经常在下基层搞调研时带着志书，随时翻阅以了解当地情况。李强同志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认为“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修志具有存史、资政、教化的重要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十分重视精神作用及推动力，除在工作上、政策上积极支持温州民营经济发展外，还在精神上为温州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家塑形赋能。2002年12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赴温州调研，提出总结温州发展经验的要求，正确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史，对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道路予以高度评价：“温州的发展路子也就是浙江的发展路子，温州创造的经验不仅为浙江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全国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这其中蕴含着对温州人在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体现出的奋斗、自强、创新精神的高度肯定。出生于温州并曾担任过温州市委书记的李强同志对温州人的精神有切身体认，他在担任国务院总理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提出，“当年江浙等地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乡镇企业时创造的‘四千’精神：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虽然现在创业的模式、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当时那样一种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创业精神，是永远需要的”。“四千”精神是温州人在发展民营经济的历程中凝聚而成的精神体现。改革开放以来，温州改革发展的实践生动体现了温州人敢于探索、勇于拼搏、乐于吃苦的精神取向，“四千”精神不仅在温州民营经济早期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成为激励温州民营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精神引擎。

马克思主义在坚持物质决定作用的同时从来不否认“精神”的反作用与巨大能量。一旦有了精神的凝聚和涵养，一个人或一项事业便被赋予意义，充满自主动力。20世纪初，面对温州民营经济的“成长中的烦恼”，习近平提出，“温州人敢为人先、特别能创业的精神是浙江的一笔宝贵财富，‘浙江精神’就包含着温州人的精神，我们一定要与时俱进，进一步发扬光大这种精神”。“浙江精神”是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和浙江省委面对浙江进入20世纪出现的发展方式传统、产业结构落后、资源浪费严重等问题，及广大干部群众心中出现畏难情绪、本领恐慌、创新不强等状况，提出的以“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为主要内容的精神体系。在“浙江精神”中，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经验和精神占有重要地位。习近平特别赞赏温州民营经济发展中的“创新”精神，重视温州发展经验的提炼弘扬。“浙江精神”和“温州精神”有密切关联，“‘浙江精神’就包含着温州人的精神”，从其内在理路中可以清晰看出“创新”的理论内核，对温州民营经济跨越20世纪的发展迷茫期起到了铸魂赋能的作用。

习近平同志还对温州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了路径规划和精神指引，全面关心温州工作。据《温州市志（1991—2012）》的记述，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曾多次赴温州考察、调研，指导工作。整个“十一五”时期，习近平同志认为要保证温州的高质量发展和跨越转型，必须要继续涵养、传承创业精神。更重要的是，习近平提出指导浙江全面发展的“八八战略”，包括“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体制机制势，大力推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块状特色产业优势，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山海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等重要战略，其中很多内容紧贴温州现状，十分契合温州的发展，有的甚至是直接针对温州发展实际制定的政策。

通过对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经验和精神的提炼并使之纳入“浙江精神”，“温州精神”得到了丰富和升华，给温州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赋能铸魂，极大促进了温州民营经济在新历史阶段的发展，也促进了地方志工作的发展。萌发阶段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精神赋能，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余  论

志书是时代的产物，它通过一种便于文献收纳和查阅使用的方式编纂历史并构建历史。改革开放以来，“存史、资政、教化（育）”三大功能成为方志界共识，但对其深层次功能及价值却少有探讨。新时代方志所具有的功能除上述“六字”说本身的深化，如“存史”在不同层次的历史记述上的差异性，现代社会的“资政”从为决策者服务到为社会各阶层、群体服务等。对地方志的深层功能及社会价值更有待进行深入探讨，如方志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国家和地方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在地方志现代化转型背景中如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新方志充分融合并创新发展等。

改革开放后，包括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在内的改革开放政策，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迅猛发展，民族文化也得以创新发展，在综合国力大增基础上国家凝聚力极大增强。各级志书关于民营经济的记述，深刻阐释了这个历史过程的发展规律和精神因素，体现出方志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进而生动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生成和现代国家文化共同体的成功构建，应进一步深入研究。

（作者单位：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

原文载《中国地方志》2024年第1期，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