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位于四川盆地东南部，长江与嘉陵江的汇合处。历史上，重庆凭借长江这一“黄金水道”，西连三蜀，北通汉沔，东接荆襄，南达滇黔，控川东、川西、川南、川北之冲途，扼云、贵、川、藏之门户，自古以来就是大西南区位险要的军事重镇。重庆又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和光荣革命传统的名城，是西部地区开埠较早、城市近代化水平较高、经济文化教育相对发达的城市。

自然条件与历史文化的有机结合，使重庆在中国历史上的区位优势与重要地位日益突显。而重庆自1929年建市以来不到100年内的三次直辖，充分彰显了重庆在中华民族解放、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T3航站楼（游宇/摄）

抗战时期重庆第一次直辖

为中华民族夺取抗战最终胜利作出巨大贡献

重庆市政组织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四川军阀混战时期，经历了重庆商埠督办处、重庆市政公所、重庆商埠督办公署、重庆市政厅、重庆市政府等几个不同的组织形式和发展阶段。1929年2月15日，重庆正式建市，被定位为四川省辖的“乙种市”。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在日本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进犯下，为免作“城下之盟”及坚持“长期抗战”，于1937年11月20日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办公宣言》，向前方抗敌将士、后方广大民众及世界各国表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经过一年多的一边抗战、一边迁徙，到1938年12月底，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大规模的一次政府首脑机关和国家都城由东向西的大迁徙终于完成。

与此同时，东部沿海地区的工厂、学校、科研单位、文化机构等陆续迁到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各地；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也迁抵重庆，并相继在重庆成立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兼新四军驻重庆办事处）；各党、各派的中央机关和主要负责人纷纷抵达重庆；先前往返于重庆及全国各地的大批仁人志士和社会名流，也百川归海式地聚集重庆。

重庆这一偏居西南内陆的普通城市，因抗战爆发及国民政府迁都发生了其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由一个区域性的军事重镇一跃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社会的统治中心和活动中心，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及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活动舞台；由地处川东的一座偏僻山城逐渐上升为与华盛顿、莫斯科齐名的国际知名都市，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地区的指挥中心；由一座古老的商业城市发展成为战时中国工业门类最全、设施设备最先进、产品种类最多、生产量最大的工业基地；由一座先前在国家事务中默默无闻的地区城市一跃成为抗日战争的神经中枢。

随着国民党党政军中央机关及其所属单位相继迁驻重庆，重庆的政治地位迅速提高，经济文化事业迅猛发展，市区人口急剧增加。战争所带来的特殊地位和巨大变化，使重庆原有的市政组织远远不能适应作为中国战时首都的形势和需要。为此，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胡景伊等人于1938年7月向国民政府当局建议，要求改重庆为甲种市，直隶行政院。提议案得到国民政府有关部门的赞同。1939年4月前，重庆完成了改为行政院直属甲种市的法律程序。

1939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对重庆实施了“五三”“五四”大轰炸，重庆各界、各阶层人民于大轰炸下表现得沉着镇静、同仇敌忾与团结一致，这给国民政府公布改重庆为中央政府直辖市创造了良好时机。“五四”大轰炸次日（即5月5日），国民政府发布了改重庆市为国民政府中央直辖市的训令：“查重庆市现经改为直隶于行政院之市，应即通行饬知。……此令！”至此，重庆实现了历史上的第一次“中央”直辖。

抗战时期，重庆升格为直辖市，不仅以事实回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对重庆实施的野蛮而残酷的大轰炸，粉碎了日本军方有关国民政府将迁都昆明或成都的谣言，而且向当时的中国和世界表明了中国不会亡、中华民族决不会屈服于任何暴力的决心和信心，从而稳定了全国军民抗敌的情绪、心态和斗志，对中华民族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1945年9月3日，重庆各界赴较场口广场举行盛大的庆祝抗战胜利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重庆第二次直辖

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作出贡献

1949年11月30日，以刘伯承、邓小平为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解放重庆，从而宣告了蒋介石“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等待国际局势变化”阴谋的破产，也宣告了国民政府苦心经营了十余年的西南地区最大的工商重镇——重庆，终于回到人民手中。从此之后，重庆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朝着建设新中国与新重庆的新目标昂首迈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中央为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进行各项民主改革、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稳定社会秩序，本着“既利于国家统一，又利于因地制宜”的原则，决定在中央与地方之间，仍沿用革命战争年代的划大区制度，于全国各地相继建立了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六个大行政区。为加强对各个大区的领导，党中央于各大区内设立中共中央的代表机关——中央局；为加强对各大区的行政领导，又在各大行政区内设立军政委员会或人民政府，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机关。

重庆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决定正式成立西南军政委员会，并于1949年12月2日任命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又任命贺龙、邓小平、熊克武等6人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于江震、宋任穷、胡耀邦等87人为委员，同时任命了西南军政委员会所属各内设机构的负责人。1950年7月27日，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在重庆召开，标志着西南军政委员会正式成立。

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手册

1951年2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西南军政委员会组织条例》。《条例》规定：西南军政委员会为实施军事管制建立革命秩序而设，“为西南区所辖省（行政区、市）高一级的地方政权机关，并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领导地方政府工作之代表机关”；西南军政委员会所辖区域为“云南、贵州、西康三省，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四行政区，重庆一直辖市及西藏”。此时的重庆市，为西南大区直辖市，不仅是西南大区党政军最高首脑机关——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行政）委员会、西南军区的驻地，也是整个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中心。

1952年，邓小平等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大礼堂前合影

1953年3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关于改变大行政区辖市及专署辖市的决定》，认为大区行政委员会既然不再作为一级政权，“大行政区辖市的名称，亦应有所改变”。据此，中央决定将重庆等10个大行政区区辖市，“一律改称为中央直辖市……其等级编制不变，仍由各该市所在地之大区行政委员会代表中央人民政府进行领导与监督”。至此，重庆在成为西南大区直辖市近三年后，第二次正式成为中央政府直辖市。

随着国民经济恢复的完成，我国进入到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1954年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决定》指出：“国家计划经济的建设，要求进一步加强中央集中统一的领导。为了中央直接领导省市以便于更能切实地了解下面的情况，减少组织层次，增加工作效率，克服官僚主义；为了节约干部，加强中央和供给厂矿企业的需要，并适当地加强省、市的领导，撤销大区一级的行政机构，是完全必要和适时的。”“在大区一级机构撤销之后，为了便利于中央对于省、市的领导，特别是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要求，合并一些省、市，减少一些中央直接领导的行政单位，是很必要的。”《决定》明文规定重庆等11个中央直辖市均改为省辖市，重庆市并入四川省建制。

遵照中央的指示和安排，重庆市于1954年7月1日正式由中央直辖市改为四川省辖市，并入四川省建制。重庆的第二次直辖宣告结束。

重庆的第二次直辖，是在国共两党政权交替、整个经济社会急剧转型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它为重庆及西南各省区的顺利接管以及新生人民政权的建立与巩固，为西南地区特别是西藏的解放及整个国家的统一与巩固，为重庆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社会秩序的恢复、经济的发展及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都有着重大的贡献和作用。在此期间，坐镇重庆的中共中央西南局与西南军政（行政）委员会，在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各项方针政策的同时，还结合西南地区实际，创造性地制定、颁布了一系列符合西南地区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全面领导并完成了西南地区波澜壮阔的城市接管、征粮剿匪、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及抗美援朝等运动，迅速建立起革命的新政权与新秩序，有序地进行各种社会改革、恢复城乡经济、发展工农业生产，为西南地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为有计划的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奠定了基础，为加强西南地区各阶层、各民族的团结与进步，加强党的执政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跨世纪之交重庆第三次直辖

赋予新的历史使命

重庆市并入四川省建制后，成为四川省辖区最大的城市，且受到国家一如既往的重视。“一五”计划和三线建设，国家更是加大了对重庆的各种投入和建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为更好地发挥重庆这一中心城市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1983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准重庆作为全国第一个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并从1984年开始，对重庆实行第三次计划单列，赋予重庆省级经济管理的权限，并辟重庆为外贸口岸。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的10余年里，更是多次指出，要研究四川面积太大、人口太多、不便发展、不便管理的问题，要研究发挥重庆中心城市带动作用的问题。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有关三峡工程建设论证时，邓小平又提出以重庆带动三峡大库区移民及开发建设的战略构想，并多次对有关方面的负责人讲，“可以考虑把四川分为两个省，一个以重庆为中心城市，一个以成都为中心城市”。
当历史的车轮渐次驶向21世纪，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由东向西转移，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相继提出并实施了长江经济带开发战略、三峡工程建设和西部大开发战略。从“九五”计划开始，党中央又确立了中西部发展战略。地处长江上游的重庆，既位于中国东部经济发达区和西部资源富集区的结合部，又处于三峡经济区的中心，区域优势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国家中西部发展战略中起着承东启西、左传右递的枢纽作用。

1994年10月，江泽民视察重庆时指出，“重庆地位太重要了”，并提出“努力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的战略定位。两个月之后，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也到重庆视察，提出“开发三峡，振兴重庆”。这一切，都显示了重庆在全国的重要地位。

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党中央逐步把设立重庆直辖市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为保证这一重大决策的实施，199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中共四川省委委托重庆市代管涪陵市、万县市和黔江地区的请示》。9月15日，重庆市正式代四川省对“两市一地”行使党政、经济与社会发展及三峡库区移民工作等管理职能。为解决代管后重庆市农村人口增多、面积扩大、移民任务重等问题，经国务院批准，重庆市增设了移民、扶贫、农业和农村工作等机构，为直辖市的正式设立奠定了组织基础。

1997年初，党中央、国务院认为，设立重庆直辖市的条件已经具备。2月27日，李鹏代表国务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关于提请审议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议案》指出：“为了充分发挥重庆市作为特大经济中心城市的作用，进一步推动川东地区以至西南地区和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并且有利于三峡工程建设和库区移民的统一规划、安排、管理，同时解决四川省由于人口过多和所辖行政区域过大、不便管理的问题”，决定设立重庆直辖市。

1997年3月14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作出了《关于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定》。至此，重庆完成了第三次成为中央政府直辖市的法律程序。

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定》

同年 6月18日，重庆直辖市挂牌揭幕仪式举行，从此，重庆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文章作者：唐润明                            

文章来源：《红岩春秋》202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