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团自诞生以来，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群众组织，始终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 共青团事业也在不断发展壮大。为了全面、系统、准确地反映共青团的历史与现状，各级团组织纷纷开展共青团志的编修工作。这些志书不仅记录了共青团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活动轨迹、组织建设、 工作成就和先进典型，还总结了共青团工作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当前和未来的共青团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示。作为记录共青团发展历程、传承共青团精神的重要载体，共青团志不仅是对共青团历史的忠实记载，更是对广大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 要教材。

作为新修方志中的一类，共青团志起步早、成果多，也颇受各级团组织和方志部门的重视。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副主任郑洸就曾强调要重视社会主义时期青运史的研究和编写。然而，目前学界对于共青团志的研究仍显薄弱，少有研究或介绍某一地方共青团志的编修历程或研究共青团志编修中的特定问题。相比于旅游志、戏曲志等其他志书，学界并未从宏观层 面探讨共青团志的编修特点。本文旨在通过对当代共青团志编修概况、体例与经验的梳理和分析，为各级团组织在编 修共青团志时提供参考和借鉴，推动共青团志编修工作的进一步规范化、科学化。

一、当代共青团志的编修概况

（一）编修时机与基础

作为一种专志，共青团志往往是省级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一、二轮省志编纂中，多数省份将共青团志列入规划并完成编纂，如山东省志、山西省、四川省、福建省、陕西省等都有专门的《共青团志》。此外，独立编修的省级以下共青团志则多在建团周年时编修或出版，如《辰溪县共青团志》在 共青团建团100周年和辰溪建团72周年时编纂出版，《衡阳市共青团志》是为纪念共青团建立82周年出版发行，《青岛共青团史（1923—2013）》则是为纪念青岛的共青团组织成立90周年。也有部分共青团志在其他事件纪念周年时出版，深圳宝安区以续编的《宝安青年志》献礼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三十周年，《共青团鞍山市志》出版时则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及五四运动八十周年。

许多地方的共青团志编修开始较早，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及时出版，只能折中编成参考资料，成为后续共青团志的编修基础。除未完成的共青团志稿外，为方便志书资料的查阅使用，多地在编纂共青团志之前会编辑一些资料长编。

共青团志编写时机有其内在意义。一方面，纪念周年能够激发公众对历史事件的关注，利于传承弘扬共青团相关的社会记忆。另一方面，亦可增强共青团志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促进共青团文化的传播交流，提高社会认知度。同时，这种做法也与地方志编纂的传统和实践相符合。地方志作为记录地方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等各方面情况的重要文献，其编纂工作往往需要大量的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选择在特定的纪念周年进行编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集中资源和力量，提高编纂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二）编修团队与流程

共青团志的编修需要汇集、分析、利用大量的资料，仅依靠某个人的力量难以完成，因此组建编纂团队显得十分重要。在共青团志的编修过程中，多数依靠团委的力量，组织调遣相关部门组建团队。编修《广西共青团志》时，成立了由团区委正副书记任正副组长和团区委各部门领导及各地市级团委书记为成员的编纂领导小组。在由团湖南省委主持召开的《湖南共青团志》的编纂协调工作会议上，决定成立由团省委副书记任主任的编纂委员会。作为《常州共青团志》重要编修基础的《常州市青年工作资料》也是由时任团市委书记任主任委员，成立编辑委员会。为确保志书内容的准确性，除团委力量外，编纂团队中还广泛吸纳高校、科研院所等其他力量。《上海共青团志》在编修过程中就“组建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治学系）、 上海市少年儿童研究中心、上海团校青年研究中心等高校研究机构专家学者领衔组成的志书编纂队伍。”从而确保志书能够高质量完成。

需要注意的是，共青团志编纂团队的组建也受领导机构变动、经费投入不足、干部流动频繁等因素的影响。团委作为青年机关，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干部流动频繁。《东营共青团志》在编修之初就由团市委组成了专门的编纂机构，对有关内容资料进行逐项分类整理，但后续“团市委组成人员更换了四届，加上团市委机关人员变动较为频繁，给志书的资料收集工作增加了难度。”《呼伦贝尔盟共青团志》编修团队在总结经验时，将“团的战线人员流动大”作为修志的三种不利条件之一。这些问题严重拖延了志书的编修进度。

相对而言，省级共青团志的编修团队要比市级、县级共青团志的编修团队更完善，在人员、经费等方面更显充裕。 浙江省在编修青年运动志时“成立《浙江省青年运动志》编纂委员会，设立青年运动志编纂办公室和《浙江省青年运动志》编辑部，增拨专项研究经费。”《广西共青团志》不仅“落实了专门场所，划拨了专项经费”，团区委还“取得了政府的修志拨款，保证了正常经费的开支”。此外，在《上海青年志》的编写过程中当地企业集团还为“志书编纂提供物质保障。”

资料汇集是志书编写的基础，共青团志的编写资料通常从查阅档案、社会调查、开展口述三个方面搜集，搜集更为多元的史料，力求志书内容的准确严谨。在编写阶段，多由编纂团队集体完成， 如黑龙江省在编修共青团志时，“先由大家分头撰写一个或几个专题，经过集体讨论研究，取得共识，然后再由几位主编、副主编按照志书的体例和编写要求，分章分节编纂成书。”在送审阶段， 一般需要经过方志编纂委员会和地方志机构的双重审定，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青团志》在形成初稿后，先“送交《兵团共青团志》编纂委员会审定”，根据反馈的意见，编辑人员进行第一次修改， 然后将修改后的稿件再送交兵团地方志办公室审定，按照审定意见进行修改。

二、当代共青团志的体例模式

从目前出版的共青团志来看，其成果主要可分为两类。一是专门记述共青团发展的志书，例如《陕西省志·共青团志（1990-2010 年）》《常州共青团志》《江津县共青团志》等，这类志书记载最全面，体例最完备，最能反映共青团志的编修体例；二是与共青团相关的各类专志，如《上海青年志》《杭州青年运动志》《长沙青年团体志（1919—1988）》 等，这类志书内容多数直接与共青团工作相关，可以等同于共青团专志。以下将以体例最为完备的第一类共青团志为例，分析各级共青团专志的编纂特点。

各级共青团志在体例设计上基本遵循当代方志的编修规定，述、记、志、传、录、图、表等体裁综合运用，设序言、凡例、大事、年表、图表、正文、附录、后记、索引等部分。在正文部分，各级共青团志以活动类别作为分章标准， 涉及共青团的历史、组织、主要工作、荣誉和相关人物等方面。

《陕西省志·共青团志》严格遵循编、章、节、目的体例，按照活动类别分为七篇，在各篇下面分列各章。该志“上限起于1924年6 月陕西第一个团组织，下限止于1989年12月26日团省委七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记述了陕西共青团组织65年的发展历程，全志由图照、概述、组织篇、建设篇、活动（运动）篇、宣传教育篇、会议篇、人物、大事记、附录等十大部分组成，共计80余万字，近百幅照片。”为防止各篇之间活动重复，则按照“择主而从，此详彼略”的原则进行记述。如对于大革命时期陕西共青团组织的发展，在第一篇“组织篇”与第二篇“建设篇”两部分都有涉及，该志在组织篇从“基层组织”“领导机关”“进步青年组织”三方面详述大革命时期陕西共青团组织的发展，而在第二篇“建设篇”中仅用一目加以阐释。

一般而言，省级共青团志的内容最为丰富，体例最为完备。因内容体量不同，《常州共青团志》《乐昌共青团志》与《平高共青团志》在正文部分不设编，只设章、节、目三个层级。企业共青团志作为不同于行政区域共青团志的特殊存在，在正文中设置了一些特殊章节，由平高集团主持编修的《平高共青团志》设置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一章，从服务改革发展、服务主题创建工作两方面介绍了国有企业共青团工作的积极探索与实践成果。此外，中国汽车第二制造厂编修的共青团志中也设有一章“共青团在二汽建设中的作用”，用以介绍共青团参与二汽生产建设、经营管理的历史沿革。

另外，与共青团直接相关的各类青年专志在体例上也多有不同。《上海青年志》主要以青年为记述对象，涉及青年组织、青年人口、青年运动等篇目，并在正文部分单独设置“共青团”相关章节，如该志第四篇“青年社会教育”中分列“青年政治教育”“青年道德教 育”“青年成才教育”三章，每章均设有介绍共青团青年教育的内容。《浙江省青年运动志》中第二编“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重点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与青年团的发展、二十世纪共青团组织的创建与发展、团员、组织体制、干部配备与队伍建设、团的基层建设以及团办企事业的兴起和发展等七章内容，与共青团相关的青年社团、青少年权益保护、青年宣传活动等内容则分布于其他章节。除以上两类外，尚有许多地方并未单独纂修共青团志，而只是在本级地方志中设置与共青团相关的条目，例如《北京市石景山区志》中的“共青团组织”条目、《钦州市志》中的“共青团”条目、《延安市志》中的“共青团代表大会”等， 这类条目因书籍体量限制，在内容上介绍的并不全面。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共青团专志的编写体例是一种全方位的记述历史，并用史实总结各个方面的工作经验、教训， 像教科书一样把每一个时期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归纳出来。这种编纂体例不论是从史料的留存程度还是从研究的深度广度上而言，难度都较大，需要投入充足的人力物力，不太适合较小企业共青团志的编修。但若使用大事记的体例，简单记录重大事件，一般性地叙述工作历程，又导致史实过于简单，消减了团志书的分量和意义。有鉴于此，《华北油田团志》的编写采取了介乎两者之间的折中方法，采用了三条主线并进的编年体形式，按照时间顺序，记述了团组织从1976至1998年间的历史沿革、重要活动、模范人物等内容。

三、当代共青团志的编修经验

（一）坚持以启迪青年为价值导向

共青团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群众组织，致力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时代青年， 在推动青年成长、促进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新编方志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延续，继承了传统史书“存史、资政、育人”的功能。作为新编方志中特殊的一类，各级共青团志的编修亦体现了启迪青年的“育人”价值导向。

一方面，共青团志的编修始终坚持科学的历史观，在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评判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从而让广大青年学习和了解本地青年光荣正确的斗争历史，从中受到启发和教育，继承和发扬光荣传统。

另一方面，共青团志的编修目的重点在于对青年的“教化”。《吉林市共青团志》认为该书的编写目的“不仅在于‘资治’、‘存史’，重要着眼点放在对青少年的‘教化’上，是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不可缺少的地情教材。”不过，这一目的不仅体现在志书文字内容上，还强调将志书编纂过程与青年志愿服务相结合。如《上海青年志》“在编纂过程中力求体现青年特点、时代特征和上海地方特色，并充分发挥共青团组织的优势，大力整合社会资源， 吸收大批青年志愿者参与工作，使志书编纂的科学态度和共青团组织善打硬仗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较好的统一。”此外，《陇县共青团志》的初稿由“团县委大学生志愿者打印清样，以供修订。”由言及行，更能使青年强化思想引领，践行使命担当。

（二）坚持以政治领导为思想导向

各级共青团志的编修坚持了“团委领导规划，方志机构指导审议”的原则。 共青团作为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团组织，其工作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组织性。团委领导负责共青团志的编修工作，能够确保志书内容的政治正确性和组织严谨性，充分体现共青团在党的领导下的历史发展和工作成就，不仅能够确保志书内容全面覆盖共青团的各个方面，还可以通过团委的领导充分调动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为共青团志的编修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地方志机构作为专门负责地方志书编修工作的机构，具有丰富的编修经验和专业的知识储备。地方志机构参与指导共青团志的编修工作，能够提供专业的技术指导和规范性的要求，确保志书体例规范、内容严谨、表述准确，一方面为志书的编写提供详实、可靠的素材，另一方面可以提供质量把关和审核服务，确保志书内容的质量符合规范要求，避免出现史实错误或表述不当等问题。

各地共青团志的编修工作多由团组织负责，一般而言，由本地团委牵头， 团委书记担任编委会主任，其他团组织配合。《陕西省共青团志》在第一轮修志时，团省委在机构设立、团队组建、经费支持等方面都付出了极大努力，“团省委召开书记办公会议，专题研究和重新部署了编纂工作，做出四项决定：第一，重新成立编委会和编辑部，切实加强对编纂工作的领导，落实‘领导到位’； 第二，由团省委青少年研究中心牵头， 根据需要聘请熟悉团史和志书编纂的同志参与工作，做到‘机构与人员到位’； 第三，提供专用办公室及办公设备，落实‘条件到位’；第四，落实编纂经费， 确保该项工作正常开展，做到‘经费到位’。”由此可见，团委作为编修共青团志的主要负责部门，在人、财、物等方面的贡献充分保证了志书的编辑出版进度。

在编修过程中，编修机构和团队常会因工作需要进行动态调整，后续方志的编修也会沿用前面的编修机构，如《陕西省共青团志》在一轮修志结束后，便保留了修志机构，并对修志人员进行调整，充实了新的力量。

由于方志编修专业性较强，而由团委组建编修团队成员多属共青团系统内部成员，对志书的编修较为陌生，因此存在修志业务不精、内容把握不到位等问题。如《辽宁省共青团志》的“大部分编纂人员都是初次接触志书编纂工作， 且未从事过共青团实务工作”，从而导致“初稿存在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志书甚至面临“修志人员边学习修志知识，边搜集整理资料”的窘境。面对这类问题，除团委内部通过召开集体研讨会议解决外，团委还会邀请地方志机构专家进行业务辅导和培训，《上海市志 •共青团卷》在编修时，“市志处专家多次上门进行业务辅导和培训”，《辽宁省共青团志》更是“邀请省地方志办公室的专家为编纂人员进行授课指导”。在由团委召开的编写工作座谈会上，也常有地方志机构的专业人员参加。《广西通志·共青团志》在成书前，邀请自治区通志馆专业技术人员参加校对工作，并按志书出版要求进行深入细致的修改订正。

（三）坚持以多元史料为内容导向

新编方志历来重视对史料的搜集、整理与利用，共青团志的编修自然不例外，“史学就是史料学，没有详实的文献资料是很难客观、公正、全面、详实的编纂一本信史的。”但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各地在编修共青团志的过程中对史料的搜集颇显困难，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没有形成完善的档案体系与留存史料的观念，导致各地共青团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相关史实着墨较少。《武进青年运动简志》编委会在后记中坦言“有些史实特别是解放前的资料残缺不全，给采集带来了较大的困难，造成解放前的资料搜集不多，追溯不够，疏漏之处在所难免”。

为解决这些难题，各地共青团志在坚持传统修志原则的基础上，注重搜集不同种类与不同来源的史料。首先，坚持“详今略古”的修志原则。1985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今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制定了《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其中提出修志工作要贯彻“贯通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徐则浩认为，这两方面是相统一的，“我们编纂的地方志， 在记述的分量上有详略之分，但要以贯通古今为前提，决不能把历史的客观进程删略；也决不是说只有详的部分才能明略的部分就不能明，不论详略都要求明。”宁都县作为曾经的中央苏区管辖地，很早就成立了共青团组织，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史料相比，“苏区资料缺乏”，在编修共青团志时便秉承了“详今略古”的原则。在完整准确梳理共青团组织历史沿革的基础上，侧重介绍当代共青团的组织建设、社会活动、少儿活动等内容。其次，注重搜集不同种类的史料。编修共青团志最主要的史料便是档案资料，为更好的获取档案资料，各地档案馆为共青团志的编修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例如简化查阅档案手续、开展交流合作等。不过，由于历史原因，各地档案馆保存的共青团相关资料并不全面，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档案较少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政治运动、机构变迁等因素的影响，也造成档案资料的残缺不全。为弥补缺失的档案资料，共青团志也参考了各个时期的报刊书籍，如胜利油田在编写共青团志时，参考查阅了《胜利报》《胜利青年》等报刊，以及出版的《热血写春秋，青春铸辉煌——胜利油田共青团工作三十年巡礼》《胜利油田大事记》相关书籍。《北京青年组织志》的编写则参考了《北京日报》《北京晚报》 等相关报纸。此外，共青团志还注重收集口述资料，通过对老团干部的走访、 组织座谈获取资料。《辰溪县共青团志》 在编纂中，“融入政协‘文史资料’体例元素，添加了具有鲜活性的‘三亲’（亲历、亲见、亲闻）资料——团干、团员回忆性文章，设置‘亲历回眸’章。”《江津县共青团志》编委会“多次召开会议，了解情况，与历届团干部密切联系，让他们提供线索与素材。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广泛的社会调查，发掘历史资料，使团志资料更加完善和丰满。”最后， 注重搜集不同来源的史料。除本地档案馆外，各级共青团志还重视查阅其他相关档案馆所藏资料。《浙江省青年运动志》在编修过程中，“吸收省内外大专院校和各级党校、党史研究室、地方志办公室、团校的研究成果”。《呼伦贝尔盟共青团志》的编修则查阅了“自治区档案馆、团自治区委档案室、黑龙江省档案馆、团黑龙江省委档案室”等上级档案馆。此外，各级图书馆、科研院所也成为重要的史料来源。湖南从团中央有关部门、中央团校、毛泽东纪念馆、刘少奇纪念馆、雷锋纪念馆等地搜集资料用以编修共青团志。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一百年来，共青团坚定理想、矢志不渝，形成了宝贵经验。这是共青团面向未来、再立新功的重要遵循。”总结、提炼这些宝贵经验对未来共青团的发展至关重要，共青团志的编修正是这项工作的重要内容。通过对当代共青团志编修概况、体例与经验的深入剖析，可以看到，共青团志的编修工作不仅是一项繁琐而艰巨的任务，更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工程。它要求编修者具备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对待编修过程中的每一项工作，确保志书的准确性和权威性。

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共青团志的编修工作并非一蹴而就，需要长期的努力和积累。在未来的工作中，在吸收已有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坚持科学的历史观和正确的政治导向，注重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不断完善志书的体例和内容，努力编修出更多高质量、高水平的共青团志。此外，还应该充分发挥共青团志的育人功能，将志书的编修过程与青年教育相结合，通过组织青年志愿者参与志书的编纂工作、举办共青团历史展览和讲座等形式，让广大青年在了解共青团历史的过程中受到启发和教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作者：高加康 彭容容

作者单位：江苏省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摘编自：《重庆地方志》2025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