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故事】全面抗战时期“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功臣——卢作孚_人文巴渝

【四史故事】全面抗战时期“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功臣——卢作孚

日期：2021-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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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作孚，字魁先，又名卢思，生于1893年，卒于1952年，原籍重庆市合川县肖家乡，被誉为“中国船王”。1925年组建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38年带领民生公司广大员工，配合爱国军民成功实现宜昌大撤退，将大量军队、人员、武器、设备转移到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卢作孚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农村社会工作先驱。毛泽东在回顾民族工业发展时，曾说过我国实业界有四个人是万万不能忘记的，其中之一便是“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

一、教育救国积极探索

卢作孚生于合川城内一户贫苦人家。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年满15岁的卢作孚只身前往成都求学。宣统二年（1910年）卢作孚加入同盟会，第二年参加四川保路运动。辛亥革命成功后，四川都督府委以夔关监督之任，卢作孚以革命不在作官，辞而未就，继续探索教育救国的道路。1924年，卢作孚在成都创办民众通俗教育馆，后因四川军阀混战，民众通俗教育馆被迫夭折。1926年，卢作孚接管瑞山小学。后来，卢作孚在北碚创办了实验小学、兼善小学、民众夜校、妇女职业学校、力夫学校、工人学校和义勇队三期、学生队两期、警察队一期，既有群众性社会教育，也有正规的基础教育，还有技术性职业教育。这些学校的学生，部分参加到抗战前线，部分投入北碚乡村建设，部分成为民生公司的骨干力量。

二、实业救国伟大实践

教育救国走不通后，卢作孚认为：四川之所以政治、经济、文化全面落后于中原内地尤其是沿海，交通闭塞、出入不便乃是主因。由此，他拟定的创业路径是：先交通，再生产，再次文教。而航运比修公路、铁路花钱少，见效快，又有收复内河航权的反帝意义，无疑应是当务之急。

1925年10月，卢作孚在同乡友人的赞助支持下筹组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合兴造船厂制造了一艘载重70吨的客运小轮船，取名“民生”。卢作孚闯入轮船运输业的江湖，为在激烈竞争中立足脚跟，确定了“避实就虚，人弃我取”的经营策略：别人争抢货运，我就在客运上做文章；别人做长线，我就做短线。这一运营方略果然奏效，民生公司从一艘70吨的民生轮航行合渝线起始，到1931年发展为轮船19艘，占川江航船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将帝国主义船只完全赶出了川江；到1946年，公司船只除在抗日战争中损失的以外，拥有轮船117艘，另有驳船31艘，航线已延伸到海外，开辟了南洋、北洋航线，民生公司轮船航行于香港、吕宋、青岛、天津之间。同时，在卢作孚的领导下，民生企业先后涉足煤炭、钢铁、铁路、机器制造、贸易、纺织、食品、建筑、金融等多个行业，成为名副其实的实业公司。

卢作孚曾这样解释民生公司名字的深意：以我中华全体国民之生生不息为其根本所归——不是少数富户、才子佳人，而是全体国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多子多福，文明康乐，生生不息……

三、“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1937年底，叶圣陶从武汉乘船入川，船至宜昌，有感而发：“对岸山如金字塔，泊江轮作旅人家。故宫古物兵工械，并逐迁流顿水涯。”诗中“如金字塔”的山，正是与宜昌一江之隔的磨基山。磨基山下游约2公里处的十三码头，是长江中上游的分界点。以此为分界，下游是江汉平原，水面开阔，流势缓慢，上游则是三峡高山，航道狭窄，滩多浪急。正因如此，1876年宜昌被辟为通商口岸后很长一段时间，这里都是长江轮船上行的终点。宜昌至重庆的航线开辟后，宜昌则成为重要的转运港，从下游驶来的轮船行至宜昌码头一律要停船，人和货物必须下船，换乘能穿越长江三峡和川江航道的轮船，方可继续西行入川。宜昌江边甚至为此专门立了石碑：“川船至宜不下行，湘船至宜不上驶。”

1937年11月，淞沪战场失利。一时间，大批机关团体、设备器材、军工物资、故宫文物纷纷涌入宜昌，等待换乘能够穿越三峡航道的船舶。此时，武汉已被国民政府放弃，宜昌与武汉的直线距离仅300公里，日军的飞机不停地飞临宜昌轰炸。最要命的是，10月下旬的川江只剩下40天左右的中水期，40天后长江上游就要进入长达4个多月的漫长枯水期。这就意味着，所有滞留人员和物资必须赶在40天内运完。

卢作孚临危不乱，发动民生公司职工群策群力，研究出了三段航行法——将宜昌与重庆间的航线分成三段：宜昌至庙河为第一段，这段河道狭窄，必须用小船行驶，就调120英尺以下的“民福”等轮行驶；庙河至万县为第二段，险滩甚多，所以派马力强大的“民主”等轮行驶；万县至重庆为第三段，此段浅滩最多，就安排吃水相对更浅的轮船，昼夜兼程，不顾日军轰炸，经过40天的奋战，终于在宜昌失陷前，将全部屯集的人员和物资抢运到了重庆。在整个抗战时期，民生公司共抢运了150余万人、100万余吨物资、遭日机炸毁船只16艘、牺牲职工100余人，民生公司元气大伤，几近破产。这次抢运行动，使得危难中的民族工业得以幸存，被誉为中国的“敦克尔克大撤退”。

四、建设北碚改造社会

嘉陵江三峡地区跨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四县，辖三十九个乡镇，因区署所在北碚乡，又称为北碚地区。彼时北碚地区因军阀割据，兵痞盗匪横行，生产能力低下，整个市场没有工厂、作坊，庙宇、烟馆和赌场却比比皆是。

1927年春，卢作孚来到这里，担任江、巴、壁、合四县特组峡防团务局局长，提出要“打破苟安的现局，创造理想的社会”。卢作孚一边清除三峡匪患，一边全面着手经济和文化建设，在群众中开展社会宣传，办地方医院，建公园、运动场，开运动会，建科学馆、图书馆，创办《嘉陵江日报》，整顿市政，安装电话，开辟西山坪农场，开办天府煤矿，兴建北川铁路，创办三峡染织厂等一系列企事业单位，使北碚地区经过十年的努力，焕然一新，成为民国时乡村建设的典范。

抗战爆发后，内迁来到重庆的中央机关、学校和居民大批迁入北碚地区，这里被称做“陪都中的陪都”。海内名流、专家学者荟萃北碚，强敌压境之时，他们在此得到相对安宁的生活，能够继续他们的科研和教育事业，不少重要科学论著与文学作品在北碚写成或出版。这是北碚地区为保存国家民族的文化血脉做出的重要贡献，也是卢作孚进行社会改造试验得到的最好回报。

（供稿：市志办综合处张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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