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青林，原名李方琼，化名李潭、李冰如、李方莲、李文君，四川泸县人。李青林出生于泸县北城镇（今泸州市江阳区北城街道）一个商人家庭，在兄弟姊妹7人中排行第六，被称为“六妹”。幼时家境优裕，聘有家庭教师，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

1929年，李青林考入泸州中学读书。不久，因其叔叔欠下债务，债主强迫弟债兄还，并勾结驻泸县军阀向李青林的父亲逼债。父亲被捕入狱，遭到毒打，忧愤交加，病死狱中。随后，母亲董氏也病逝。父母双亡后，李青林在兄姐微薄工资的资助下，过着艰苦的生活。家庭骤然而至的悲惨遭遇，使15岁的李青林变得沉默寡言、孤傲不群，她对这个弱肉强食、丑恶黑暗的社会，感到无比的厌恶和憎恨。

1932年初中毕业后，李青林考入泸县女子师范学校文史组学习。读书期间，她结识了中共党员任镜明、高宝书、邓本容等人，大家一起阅读进步书刊，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1934年师范毕业后，身材高挑、体魄强健的李青林到泸县第八初级小学任教，1937年转到泸县大北门小学任教。她以满腔的爱国热忱，加入“全国抗敌后援会泸县分会”，组织发动师生，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9年2月，经邓本容介绍，李青林加入中国共产党，负责妇运工作，组织团结妇女界，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她动员部分女教师和女职员集资入股，开办“沱江女子商店”，为抗日救亡活动筹集经费。1940年7月，由于身份暴露，李青林化名李潭，转移到重庆“全国抗战将士慰劳总会工作队”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当局派遣特务进入慰劳总会，加强监视活动。7月，李青林返回泸县，到二十三兵工厂子弟小学担任教务主任，并兼任该校党支部书记，秘密从事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工作。1942年2月，由于受到兵工厂稽查组特务的怀疑，李青林化名李芳莲再赴重庆，在山洞中心小学任教。

由于长期从事革命工作而辗转奔波，李青林一直没有解决个人问题。已经28岁的李青林开始和一个男青年初步交往，党组织调查发现，对方的身份和背景都难以确定，这在秘密斗争的环境中是十分危险的。在向李青林指出问题后，党组织暂时中断了与她的单线联系。李青林立即断绝了与那个男青年的交往，毅然离开原有的工作环境，应聘到磁器口市立第二十三中心校“夜课班”任教，并锲而不舍地联系、寻找党组织。

1943年，经党组织考察，认为李青林对党和革命是忠诚可靠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部干部于江震派人恢复了与她的组织联系。根据组织安排，李青林先后到邻水县么滩小学、重庆南岸马家店分校、江北县莲华小学任教，负责组织开展妇女工作。1946年下半年，因工作需要，李青林调四川省委妇运组工作，参与创办《四川妇女》杂志。在与《新华日报》 联系的过程中，李青林与该报采访部主任、共产党员、青年才俊邵子南相识相恋，并相约结婚。年底，《四川妇女》被查封后，李青林被安排到基督教青年会识字班任教。

1947年2月28日清晨，李青林高兴地提着喜糖前往化龙桥，因为当晚她就要与邵子南举行婚礼，结为革命伴侣。不料，国民党反动当局却在当天凌晨发动突然袭击，大批军警特务包围曾家岩50号和化龙桥红岩村，强制扣留中共代表吴玉章以及中共代表团驻渝联络处、四川省委机关和新华日报社等有关工作人员。后经严正交涉，于10天后强迫所有被扣人员立即撤返延安。从此，李青林与邵子南这对将婚却又未婚的恋人便天各一方，再未相见。李青林先到牛角沱五姐（在华西公司工作）家里暂住，不久，到歌乐山儿童保育院工作。

1947年7月，受党组织派遣，李青林赴万县工作。在去万县的江轮上，她决定以邵子南的一个笔名“青林”改作自己的名字。到万县后，李青林被安排在城郊清泉乡第六保国民学校任教。她与该校校长贺辉(又名贺启惠,女,党员)、教师易明珍(女，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社员)住在学校旁的贺家院子 （位于今万州区观音岩社区），一同开展革命工作。贺辉在2010年11月23日接受《重庆商报》记者采访时回忆道：

8月的一天，学校来了一名30多岁的女教师，就是李青林。李青林高个子，齐肩短发，眼睛美丽而又炯炯有神，穿着花布衣，端庄质朴，举止沉稳干练。当时只知道她是上级派来从事革命活动的，其余的不能多问。

有一天，我提出想和李青林到照相馆去照个相作留念。没想到遭到李青林的严肃批评。李青林斩钉截铁地说，照相是在给敌人留把柄，党的纪律规定，这是坚决不能做的事。我这才恍然大悟，顿时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幼稚。

1947年10月，中共万县县委正式成立，雷震任县委书记；李青林任县委副书记，主管组织工作。为了开展工作，李青林经常奔走于乡村、学校、秘密交通联络站等地，部署工作，开展农民运动、学生运动，组织党员学习，传达贯彻党的指示。她对党员们说：“目前的形势是好的，越是好的形势，我们的处境越困难。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党员，任何时候都要保守党的秘密，做好牺牲的准备。”

对李青林在万县领导开展革命活动的情况，贺辉回忆：

我们三人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常到明镜滩那些农户家去搞陶行知推行的小先生制，教农民识字，同时也了解一些情况。李青林这个事情抓得很紧，几乎一个星期有两三个晚上往农村跑。

每到周末，李青林都要到离学校约6公里的县城去。有一次，李青林叫我与她同去，我们手拉着手，走到一座桥头时，迎面走来一名女子。擦身而过之后，李青林小声地告诉我说，“她就是江竹筠!”我早就听说过江竹筠的名字，但我回过头去看时，只看到江竹筠的背影。

李青林十分重视在学校开展学生运动，先后在进步学生中培养发展邓惠平、徐观蓉等学生入党。邓惠平于1983年4月在武汉所写《火炬接力棒——一九四六至一九四八年万县学生运动的片段回忆》中写道：

李青林住在贺启惠同志家中，继续把贺启惠的表姐（车坝魏姐）家作为和我们联络的地方，她直接抓万女中（注：今万州第三中学）新民主学会小组的工作。她对我们布置的任务都由黄玉清同志转达……

遵照李青林同志的指示和学会小组的决定，我对外校同学广泛地进行了联系，在三条线上展开了活动。一条线是万男中（注：今万州第一中学，因那时只招男生，俗称万男中），主要接触的是汪燕生、刘培黎（即林特同志之子林培黎）、吴承汉等同学。另一条线是省职校（注：1944年创办的四川省立万县高级职业学校），主要接触的是丁耀庭、陆兴邦等同学，并通过丁耀庭和简师联系。再一条线是省万师，主要接触的是李蜀君等同学。我向他们推荐《大众哲学》，提供《新华日报》《群众》等杂志，并和他们一起议论时政和各地学运情况……

所有这些活动，大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之概，使万县学生运动日益活跃壮大。

徐观蓉在回忆时，仍然清楚地记得她在1947年年底入党时李青林与自己谈话的情形：

大约九点钟，从外面进来一个女同志，高高的个子，圆脸，态度文静，和蔼可亲，穿件蓝色旗袍，衣着打扮一看就知道是个知识分子，初次见面给我的印象很好，这就是李青林同志。玉清向她介绍了我的名字后，我们坐下来，那天主要是青林同志讲话。记得开始时她把当时的形势简要地讲了一下，接着讲了党的纲领（并没有党章的本本，实际是凭记忆背下来的），领读了入党誓词。青林对我说，你的情况和表现都经组织考察过，我们研究决定吸收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候补期六个月。同时，她还讲了党员的权利、义务和纪律，并明确告诉我，从那天以后由她直接找我接头，不再和玉清有组织关系，要我严格遵守纪律和保守党的秘密，和她不是在约会时间、地点见了面不能打招呼，要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盯梢等问题都讲得很仔细。她讲话的神态既平淡又严肃，讲完后坐了一会就先走了。

1948年4月，重庆党组织遭到破坏的消息传到万县，李青林预感到问题严重，便通知党员黄玉清、邓惠平、徐观蓉、贺辉等人，先后在贺家院子、一碗水 （原龙宝镇、今双河口街道）半坡上开会。要求大家：“万一我们这里出了事，任何情况都不要讲，要保守党的秘密，每个人都要准备经受严酷的考验。凡是与重庆方面有关系的，立刻中断一切信件往来，随时听从组织安排，要做好撤退准备。”

6月11日，中共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在万县被捕叛变，致使雷震、唐慕陶、江竹筠、黄玉清、陈继贤等县委领导和一批党员先后被捕。14日下午，尚不知情的李青林像往常一样，径直往“表弟”雷震家走去。还在门外，她就喊道：“表弟！表弟在家吗？”“表弟媳”刘毓芳抱着年幼的儿子告诉她江竹筠、雷震出事了。刘毓芳在2002年接受采访时，回忆事情的经过：

6月15日（注：应是记忆误差，根据贺辉、徐观蓉、易明珍、邓惠平等人回忆为14日）下午，李青林到我家来了。

李青林（万县县委副书记）也是我家的常客，她的手工针线很好，每次见我给孩子缝衣服总爱帮忙，而且每次她离开时都是我送她到柑子园街外面。这天她也没进屋，就站在门口，我抱着孩子告诉她：“雷震出事了，你快走!”但是这天我昏了头，没想到问问她是否需要钱。我猜想她是因为没有钱了才回她教书的学校去的。要是我当时醒悟过来取下一只戒指给她，说不定她就逃掉了。当天下午她回到她教书的学校就被捕了，真令人痛心。这几天法院周围到处是特务，我是害怕特务发现后跟踪她，所以叫她快走。

其实，即使刘毓芳给了李青林路费，李青林也绝不会离开。县委书记雷震已经被捕，作为县委副书记的李青林深感责任重大，她没有因为自身的安全马上撤离，首先想到的是赶紧通知组织其他党员迅速转移。在三马路，李青林遇见贺辉的邻居潘先生（做米生意），立即写了一张“赶快打扫清洁卫生，有客人要来”的纸条，委托他转交给贺辉，以便使贺辉能够及时销毁文件，安全撤离。

接着，她赶到电报路万丰糖果店，托人带信给徐观蓉：“近来，天气突然酷暑，玉清得了热病，你不要去看他，以免传染。城里瘟疫流行，最好到乡下住几天。青姐。”徐观蓉得信后于当日便转移到凉风乡下，躲过了大搜捕（新中国成立后任万县地区行署副专员、人大工委副主任等职，离休后现仍居住在万州）。

然后，李青林匆忙赶赴几个秘密联络点和秘密通讯处，通知大家迅速转移。随即又赶到瓦厂街魏蜀军家，迅速处理完有关文件，准备前往不远处的德胜镇小学，通知在该校任教的黄玉清转移。恰遇邓惠平来到这个联络点，李青林便迅速安排她转移。邓惠平回忆：

我和汪燕生等从辅成法学院分部到城区辅成法学院本部参加演出。行到途中，遇到我的弟弟邓培生。他在豫章中学读书，是他的老师付寒松派来给我递信的，说是黄玉清于昨日被捕，要我注意。我当即对汪燕生同学说自己有点急事要办，请他先行一步。

汪燕生走后，我立即奔赴车坝魏姐家中。一进门，恰遇李青林同志在收拾文件。她说：“你来得正好，我正要找你们。我们上边出了事，情况很紧急，你和玉清要迅速转移。”我告诉她，付寒松叫我弟弟通知我，说玉清昨日被捕了。李青林同志一听，便说：“你更要迅速转移。”我说：“在万县我恐怕呆不下去了，只有回故乡武汉去。”李青林同志果断地说：“也好。今后只要你继续为党好好工作，党会派人来和你联系的。”在她的催促下，我们便分手了。万没有想到，这竟是我和李青林同志最后的一面。

我遄返家中，和母亲简要地讲了几句，带了随身衣服物品，只身前往沱口李蜀君同学家里。两三天后，丁耀庭、陆兴邦也来到李家，建议我转移到一个更偏远的地方去暂避。他们回到省职，找何其芳同志的弟弟何海若老师商量后，决定送我到离万县六十多里地的河口场何海若家中去住几天。何海若的爱人沈明蓉，是我在万女中的同学，她热情地接待了我。住了半个月，何海若老师派人把我又送到沱口李蜀君家，再由我母亲找了条船，将我带回了武汉。从此，我便离开了我生活、学习和战斗过多年的第二故乡万县，参加了武汉的地下斗争，迎来了解放。

李青林送走了邓惠平，销毁了重要文件，于傍晚赶回贺家院子。进屋后，她对贺辉说：“地工委和县委主要负责人被捕了，黄玉清、陈继贤她们也被捕了。我们要准备路费赶紧转移。易明珍不是他们抓的对象，可暂时留下教书。”当时，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十分困难。6月15日上午，李青林继续在校上课，准备下午把预存的稻谷变卖成现金，作为路费和组织活动经费。中午，李青林与贺辉、易明珍一起商议变卖稻谷和转移的事。将近两点时分，只听见贺辉的伯父急促地喊：“启惠，有个先生找你。”李青林断然说：“特务来了！易明珍你出去说校长不在。贺辉快走。”贺辉迅速跑到远处一户农家，躲过了搜捕，随后转移去重庆，与党组织接上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贺辉在中共中央西南局组织部工作，后调入重庆钢铁公司任副经理、巡视员等职，1986年离休）。

李青林从侧门跑出，正要奔向山后密林，猛然想起学校还有一份文件，便转身向学校走去。刚走进学校，就碰上埋伏在那里的重庆行辕二处行动组长漆玉麟率领的特务，李青林被捕了。

李青林被捕后，叛徒冉益智即向特务组长雷天元献媚说：“我们这次来万县，雷、李、江都抓到了，下一步就只能从李青林身上来榨油了。因为李是万县实际的共产党负责人，乡下的关系是她发展和掌握的。”

当晚，在县城富贵巷4号党通局特委会刑讯室，雷天元主持对李青林的审讯：“你认不认得一个叫江志伟的人？”江志伟（炜）即江竹筠的化名，与李青林同在县委工作，与雷震住在万县地方法院同一栋楼。李青林坦然答道：“我在学校教书，备课、上课，整天都很忙，很少和外人来往。我不认识她，她也不会认识我。”无奈，特务只好使用酷刑这一招。他们把李青林绑上老虎凳，提起她绷直的小腿，将厚厚的砖块塞进她的脚跟下。顿时，李青林痛得满头大汗。

雷天元又问道：“你是不是共产党？谁是你的同伙？”李青林扬起汗湿的头，忍着剧痛，大声说道：“不是！我不知道！”雷天元大怒道：“我看你嘴硬。不说再加！”随即，特务粗野地在李青林的脚跟下又塞进一块厚厚的砖。李青林忍着钻心的剧痛，大颗大颗的汗珠像雨点般流下来，一言不发。

雷天元气急败坏地吼道：“加砖！再加砖！一直加到她服输、吐实情为止！”直至右腿被折断，人已经昏迷不醒，她依然反复地呓语着“不知道”“不知道”……特务们一无所获，只好把昏迷不醒的李青林拖回牢房。

随后，特务将李青林等共产党人押送重庆渣滓洞监狱，关押在楼下的女牢室。由于李青林是狱中职务最高的女党员，因此也成为渣滓洞和白公馆受刑最重的“女犯”。她忍受着巨大的伤痛，同特务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狱中没有正式的党组织，但除雷震、唐慕陶在男牢室外，女牢室的李青林、江竹筠、黄玉清、陈继贤，原汁原味就是原来的中共万县县委班子，她们组成女牢室与监狱特务顽强斗争的领导核心。在她们的组织领导下，女牢室先后关押的二十多名女革命者，都勇敢顽强地经受住严酷刑罚和非人生活的考验，个个意志坚定，人人宁死不屈，让后人们无不钦佩地得出“女人无叛徒”的结论。

由于长期遭受酷刑折磨，李青林在狱中常常因伤或因病卧床不起。只要能走动了，她就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来往于女牢室与刑讯室之间，积极组织参加狱中的各种革命活动。亲密战友江竹筠十分佩服和尊敬她，多次说：“我算不了什么，李青林受刑更重”（在小说《红岩》中，李青林的许多事迹都融入“江姐”的人物形象之中）。李青林平时沉静少言，但说出话来就很有分量，大家都尊敬地称她为“大姐”。她政治立场坚定，工作经验丰富，分析问题深刻中肯，提出的办法可行可用。无论开展什么活动，大家都主动征求她的意见。当曾紫霞（后被营救出狱）因流言误传她的恋人刘国鋕变节（刘国鋕实际上是意志十分坚定的共产党人，小说《红岩》中刘思扬原型）而受到大家冷眼，情绪低落时，李青林便耐心地做她的思想工作，并说服动员狱友们理解她、关心她、支持她，使曾紫霞重新振作起来，坚定与特务们继续斗争的勇气。在李青林、江竹筠的带领下，女牢室的狱友们互相关心，互相扶持，团结友爱，亲如姐妹。

在行动不便时，李青林常常坐在室中，为狱友们缝缝补补，照看伤者与婴儿。有时，她还拄着拐杖去为伤重的狱友洗衣服。一些男室的狱友入狱后没有冬衣，她就用旧衣服为他们缝制5件棉背心，还绣制了许多枕头，将组织的关爱与温暖传递到狱友之中。左绍英生下“监狱之花”，李青林便把五姐送来的罐头给她吃，以增加营养。李青林心灵手巧，尤其擅长绣花。她与张静芳绣出的枕套十分漂亮，看守们纷纷找上门来，要求为他们绣花、纳袜底等，并象征性地给一点微薄的报酬。由此，解决了狱中急需的洗漱、草纸等日用品。她曾为监狱看守长徐贵标的老婆绣了一对枕套。在可控的情况下，看守们还给女牢提供一些小小的方便，如狱内外代传物品、打听传递信息等。

李青林对革命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她托人带话给五姐：“黑暗将要过去了，曙光快要来到。”并要求五姐给狱友们筹集路费。同时，她也做好了牺牲的思想准备。她曾带出纸条给表弟说：“这个医院很不好，脚的关节痛得厉害。将要转移到别的医院去。”

1949年11月14日9时许，监狱通知李青林、江竹筠“赶快收拾行李，马上转移”。李青林知道，生命的最后时刻已经来临。她没有丝毫的畏惧，镇定自若地和女牢室的战友们一一握手告别。她深情的向大家一一点头，连说：“同志们再见，再见！”然后果断地迈出牢门，江竹筠赶紧上前扶掖着她。

当她在江竹筠的搀扶下，一瘸一拐地走出女牢室时，渣滓洞监狱响起了此伏彼起的“李姐”“江姐”的亲切呼喊声。两位亲密无间的战友手挽着手，微笑着向楼上楼下的狱友们频频挥手告别。在上囚车时，一个特务说：“来，你这个跛子，我拉你一把。”却被李青林一把推开，说：“别碰我，我自己走！”在江竹筠的帮助下，她艰难地爬上囚车，被秘密押往中美合作所礼堂看押。傍晚，李青林、江竹筠等30名革命者一起被押往电台岚垭，壮烈牺牲。

半个月后，重庆解放了。作为重庆接管干部的邵子南（后任新华社西南总分社副社长、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等职）四处打听寻找分别已久的恋人，不想得到的通知却是在电台岚垭掘出了李青林的遗体。邵子南悲痛欲绝，在烈士追悼大会上，他在李青林的遗像前撰写了一副挽联：

求自由惨遭屠杀可歌可泣可称民族英雄；

为主义壮烈牺牲不屈不挠不愧女中豪杰。

（作者单位：重庆市万州区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