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成龙（1617—1684）字北溟，号于山，山西永宁州（今山西离石）人。明崇祯年间副榜贡生。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被任命为广西罗城知县，后任合州知州，黄州同知，武昌知府，福建按察使、布政使，直隶巡抚，直至两江总督。为官二十余年，于成龙所到之处，皆有政声，一生清廉正直，多行善政，深得百姓爱戴。清康熙皇帝赞其为“今时清官第一”，为清初廉政建设和合州开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于成龙画像

初入仕途  颇有政声

崇祯十二年（1639年），于成龙参加乡试，省城太原考场考官公然行贿受贿，徇私舞弊。于成龙在考卷上痛陈时弊，直抒胸臆，结果正榜无名，勉强考取了副榜贡生（即备取生）。顺治十八年，四十四岁的于成龙入国子监学习，结业后准备出仕，怀着“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天理良心”的抱负，远赴广西罗城任知县。

罗城当时经济社会落后，饱经二十年战争摧残，局势未稳，盗贼横行，之前两任知县一个被杀、一个逃亡，再派的不敢赴任。整个县境荒草蔽野，劫后余生的百姓避居岩谷，县城一片废墟，只有居民六家、草房数间，县衙也是三间破茅屋。险恶的环境加之水土不服、语言不通、缺乏基本生存条件，随于成龙先后到来的九名随从或死或逃。困境中，于成龙置生死荣辱于度外，以坚强的意志扶病理事，“插棘为门，垒土为案，旁置爨釜一、盂一，召吏民从容问疾苦”，迈开了仕宦生涯的第一步。

罗城最突出的问题是匪患，当时境内各族之间、族人内部抢劫杀人，斗杀成性。因为匪患，民不安身，社会动乱，生产荒废。于成龙采取“治乱世，用重典”的方法，大张声势地“严禁盗贼”，命令“任何人不得携带刀枪，违者必究。凡有拦路抢劫、杀人伤人的案件发生，无论案情如何复杂都要破案，对为首者，严刑治罪”。令出之后，于成龙又接连办了几件大案，渐渐人心信服。罗城境内安定后，他又着力于解决邻县豪强经常入境抢掠的问题。在报请柳州府迟迟无果的情况下，于成龙从“身为父母而可使子女遭殃乎”的责任感出发，甘冒触犯清廷法令“未奉命而专征”为不赦之罪的后果，决心“奋不顾身，为民而死”，既组织乡民练兵，又大造声势，声称要亲率征讨。在强力震慑下，邻县豪强“乞恩讲和”，退还掳走的丁口耕牛，保证再不犯界，顺利解除了县城周边的威胁。于成龙在罗城七年，蓬头赤脚，与各民族群众打成一片，“他招流亡，建学宫，创设救济院”，大刀阔斧地推出了一系列整顿治安、恢复生产、减轻群众负担的举措，罗城“民大劝悔，稴穗被野，牛羊满山”，呈现出“时和年丰、官民亲睦”的新气象。离任时，百姓“遮道呼号，追送百里”。

合州知州  青天满誉

康熙六年（1667年），于成龙被两广总督卢兴祖及金光祖合力举荐为广西唯一“卓异”（明清两朝考核地方官员的典制，三年一次，全国“大计”中清廉和才能优异者），并升任合州知州。合州本是川东大邑，素为富庶之地，但从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张献忠率农民军入川，明朝大军云集打压农民军开始，合川便形势动荡，陷入混乱。崇祯十四年（1641年），合川义民杀死州侍御王祚昌，关禁知州丁士俊，致使城乡更加混乱。崇祯十七年（1644年），清兵入关，合川遗老、原工部侍郎胡士赏募集乡兵三千，准备勤王，师未发而张献忠率农民军再次入川，六月占领重庆，随即从川北、川中数路攻入成都，合州勤王军瓦解。顺治三年（1646年），清政府派豪格、吴三桂入川平叛，十一月张献忠战死。顺治九年（1652年），明永历政权向清军反攻，抚南王刘文秀率军攻入四川，多次击败吴三桂军队。顺治十五年（1658年），大顺军余部首领李来亨从川鄂边境，进攻重庆清军。前后近二十年，四川兵连祸结，富户流而外逃，穷苦人民转徙流离，或死于兵祸，或死于贫病，或死于瘟疫，或因附逆而被杀戮，能幸存者百不得一。作为川东北要冲，合川受灾尤为惨烈。据《合川县志》及地方族谱考查，明代合川有大姓氏百余，经过战乱之后，仅存数姓而已。

于成龙到达合州时，合州经济凋敝、人口锐减、百废待兴。城区只有140余人，全州有507户，有丁口1013人，载粮银15两。于成龙目睹地方荒残，确定以“招民垦荒为急务”。当时州境人口少，苛役繁重，土著户与先到户侵夺争抢不断，每每流户垦地成熟后，他们起而上告官府，捏词争夺，流户只得聚而复散。为了解决流户招不来和留不住的突出矛盾，于成龙殚精竭虑，深入调研，将流户的土地、房屋加以清理，分别登记造册，并从产权问题入手，首创推行了对无主的房屋田产“凡一插占即为己业，后亦不得争论”的政策，先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颁布的“禁止原主认业”法令十六年。他亲自为新附居民区划田亩、分配牛只籽种，让他们安心生产，并规定三年不交税赋，于是“新集者既知田业可恃为己有而无复征发仓卒之忧，远近悦赴，旬日之间户以千计”。很快，合州出现了流户集聚、安居乐业的新局面。后来，重庆知府向州民征收鱼课，索要鲜鱼供厨，于成龙立即加以抵制，他以“竭泽而渔”的典故批评道: “民穷极矣，安所得鱼！”为避免扰民，他规定州衙内不得吃鱼，并免去按规定配备的仪仗驺从，出行时只以一仆一马相随。平素之间，于成龙布衣草履出没于川原之上，了解农家疾苦，并帮助他们垦荒生产，深得人民敬爱。合州招民生产有方，声名远播，流户向合州聚集者络绎不绝，不到两年，合州人口骤增，田地开辟。据《合州志·宦绩》中记载：“于成龙居官清正廉明，多善政，州人号于青天。”

黄州平叛  剿抚并举

康熙八年（1669年），由于招民垦荒政绩显著，于成龙被擢升为黄州府同知。“盗”是清初一大社会问题。在黄州府岐亭镇一带，盗贼甚至白天劫路伤命，严重影响了地方安定和百姓生活。上任之初，于成龙即以郡丞身份坐镇岐亭治盗。为了摸清盗情，他扮作田夫、旅客或乞丐，到村落、田野调查疑情，深入访察。他还特意在衣内置一布袋，专放盗贼名单，“自剧贼，偷儿踪迹无不毕具，探袋中勾捕无不得”。对待盗犯，于成龙主张慎刑，以教为主，采取宽严并济和以盗治盗的方法，取得了突出效果。他铁面无私，查明了许多重大疑案、悬案，使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民间还流传着“鬼有冤枉也来申”的歌谣，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在《聊斋》之《于中丞》篇中，也叙述了相关故事。于成龙任内肃清了当地匪盗，深为湖广巡抚张朝珍器重，再次被举“卓异”。近五年任上，他成为缉盗和破案的高手，得到“青天二府”的赞誉。

康熙十二年（1673年），于成龙奉调为武昌知府。时“三藩之乱”爆发，武昌地区战云笼罩、民心慌乱。吴三桂煽动湖北境内叛匪依山结寨，曹家河刘君孚父子乘机联络东山一带山寨发动暴乱。于成龙临危受命，在查清事件原委后，以“招抚”为方针，发出安民告示，凡是协从而去的百姓，只要自首就予免罪，进而分化了叛军，事态很快趋于缓和。随后，他又冒着生命危险只身前往刘君孚山寨招降。后于成龙升任黄州知府，到任不久，东山贼起，湖北又大乱，永宁乡、阳逻、石陂、白水畈相继发生叛乱，叛军迅速向黄州逼近。当时政府官兵开赴湖北，黄州府内兵力空虚。面对险恶的形势，于成龙力排众议，制订了决不放弃黄州、组织乡勇相机主动进剿的策略，调集乡勇数千人在东山黄土坳一带与数万暴乱分子展开激战。战斗获得全胜，当场擒获暴乱首领何士荣，后又乘胜平定了其余叛乱，为清王朝平定“三藩之乱”做出巨大贡献，受到湖广总督蔡毓荣的高度褒奖。

福建为官  爱民如子

康熙十七年（1678年），于成龙升任福建按察使，管理监察、刑名等工作。上任伊始，他即从解决热点问题入手，做了许多得民心、稳人心的工作。当时清廷为对付台湾抗清势力，实行了严格的“海禁”政策，驻闽的满族王公和将军不顾连年兵祸、民不聊生的现状，对众多迫于生计而下海的渔民动辄兴起大狱，凡下海者一律以“通海罪”问斩。于成龙接手后，在查阅已核准的案卷时，发现“通海罪”每案被拟处死刑的就达几十人或上百人之多，甚至殃及妇女儿童。面对成案，于成龙决心重审，对善意劝阻他的下属说：“皇天在上，人命至重，吾誓不能咸阿从事！”他面对王公将军，据理力争，使上千百姓免遭杀戮而获释，贫困者还发给路费。在按察使任上，于成龙不徇私情，执法如山，坚持申雪冤案，并增加囚人口粮，周济病囚医药。满汉大臣到福州交流时，称赞说：“天朝有这样的清官，真是我们从来未见到过的。”巡抚吴兴祚赞他为“闽省第一廉能官员”，并向皇帝上奏。于成龙遂而调任福建省布政使，掌管全省钱粮和军饷。为整治贪污浪费、效率低下等积弊，他创新制度，加强管理，注重教育并以身作则，过着缺钱少米、“终日一食”的生活，把薪资用于收养孤儿。为了自励励人，他撰写了一副楹联悬挂于署衙正堂：“盈千累万，尽是朝廷正赋；倘有侵欺，谁替你披枷戴锁？一丝半毫，无非百姓脂膏；不加珍惜，怎晓得男盗女娼！”陈廷敬在《于清端公传》中记载：福建官民纷纷赞叹“于公，天下第一清官也”“于公清苦，天下一人而已”。

肱股大臣  “法官第一”

康熙十九年（1680年），于成龙以廉能卓异，受知于清廷中枢，调升为直隶巡抚，皇帝当面褒赞“尔为今时清官第一”，并“制诗一章”，表赐白银、御马以“嘉其廉能”。新任直隶，于成龙即发出清查庸劣官员的檄文，责令各属将“不肖贪酷官员”“昏庸衰志等辈”速行揭报，以凭正章参处。针对各属贿赂公行，于成龙雷厉风行地发出了严禁送礼、严查劣员、严禁奢靡、严禁火耗、严禁赌博、严禁嫖娼、严禁侵冒赈灾粮款、严禁旗人买汉民为奴等一系列檄文。他先后弹劾罢免了贪官青县知县，通报了向他“公然开具手本（礼单）呈送中秋节礼”的大名知县，严厉申饬各级官员不得利用节令“私相馈送”，不得贿赂京官“过路送礼”。

不久，于成龙调任两江总督，入境即“微行”访于民间，面对“州县各官病民积弊皆然而江南尤甚”的状况，不禁叹曰：“噫！吏治败坏如倒狂澜，何止时乎？”他指出：“国家之安危由于人心之得失，而人心之得失在于用人行政，识其顺逆之情。”“以一夫不获曰予之喜，以一吏不法曰予之咎，为保致政之本。”很快，他颁布了《兴利除弊条约》，其中开列了灾耗、私派、贿赂、衙蠹、旗人放债等十五款积弊，责令“自今伊始”，将所有“积弊尽行痛革”。同时，制定了以“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为内容的《新民官自省六戒》，作为地方官的行为准则。他举优劾贪，宽严并济，凡他所到之处，“官吏望风改操”，豪滑纷纷远避，邪恶亦从而潜踪，不数月间政纪整肃，民风丕变。时人评论他：“爱民如慈母，察吏如严师……下车之日，属僚凛凛，人不自保。而公则先以宽大示之，谓前此劣迹，各宜痛自湔洗；今后官箴，慎勿再蹈前辙。倘有败检（败露），白简（弹劾）无私，莫冀姑息也。属吏又喜出望外，然已不寒而栗，由是转贪官为廉能、化酷吏为循良者甚众。”据当时罢相在江宁居住的熊赐履记载，“金陵阖城尽换布衣，即婚嫁无敢用音乐。士大夫减驱从，毁丹垩，至有惊恐喘卧不能出户者”。康熙皇帝亦称赞他“宽严并济，人所难学”。

于成龙任直隶巡抚和两江总督期间，在人才建设问题上，基于自己的深切体会，对清廷严苛的干部选拔制度（即考成制，其中有官员考核一票否决的规定）提出异议，认为不利于吏治建设和人才选拔，造成“问其官则席不暇暖，问其职则整顿无心，势使然也”，使“远大之器，困于百里，深为可惜”。为此，他多次上书康熙帝举荐人才，请求破格擢用，不少清廉有为的基层官员得到提拔重用。

百官楷模  一代廉吏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于成龙劳疾而终。金陵百姓闻丧后，奔走哀号，罢市聚哭，沿街设香案，绘像祭吊。在出殡当日，数万百姓伏地痛哭，一直送到二十里外。能如此得民心，“江宁人谓数百年来无能如此者”。自他做官起，从不携带家眷进入公署，死时亦无亲属送终。

于成龙故居

于成龙躬先俭朴，曾在罗城、合州等最艰苦的地方任基层官员，也曾在直隶、两江等最繁华富庶的地方做“封疆大吏”，但刻苦廉洁的生活作风始终如一。在黄州时，于成龙始终勉励自己“益励前操，至死不变”。面对战乱动荡和水旱频繁造成的频频饥荒，他上书请赈，为民请命，谆谆劝导富户“大施侧隐”，解囊相助。自己则率先垂范，常年以粗糠野菜果腹，把薪俸和半数口粮救济灾民，甚至焦急无措时把仅剩的一匹骑乘的骡子，也换了十余两白银救济灾民。为了度过荒年，他把用糠做的“炒面”推行当地，不仅自己吃，还要求富户食用，并以之待客，“客虽不堪，勉强餐之”。当地群众歌颂道：“要得清廉分数足，唯学于公食糠粥”，“于糠粥”的美名也由此而来。去直隶时，他“屑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吃”。在江南时，他“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死后亦是室内空空，除竹箱内有衣袍一件，床头瓦缸内有白米数升，盐豆豉数小翁而外，了无长物。他在《兴利除弊条约》中曾说道：“从来寡所用，斯廉所取，未有用之极繁多，而取之能廉洁者也。”

赐葬时蒙赐御制御书碑文一道

于成龙为官勤勉，终日忙于公事。在江宁时，他总揽江苏、江西、安徽三省军务、粮饷，常工作至深夜。执法决狱时，他不讲情面，屏绝所属馈赠，性甘淡泊，吏畏民怀。他在罗城、黄州、福建三次被举“卓异”，堪为人臣之标准、吏者之楷模。于成龙逝世后，康熙帝亲自派人致祭并题写碑文，盛赞于成龙在直隶“抚字唯勤，苞苴（贿赂）尽绝”，在两江“驭下则大革贪风，励己则寒同儒素”。御制碑文称：“尔于成龙秉心朴直，莅事忠勤，而考其生平，廉为尤著。以故累加特擢，皆朕亲裁。盖拔自庶官之中，洊受节钺之任，尔能坚守夙操，无间初衷……”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皇帝南巡时御书对联：“历任甘棠随地荫，两江清节至今传。”

后世为了纪念于龙成，在合州、江宁、苏州、黄州皆建有“于公祠”，康熙皇帝御书“高行清粹”词额示勉。乾隆皇帝数次遣官祭于成龙之祠，并御书“清风是式”四字。

 

参考资料

1. 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纂委员会：《重庆名人辞典》，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

2. 王爵英：《合州·钓鱼城》，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3. 四川省合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合川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4. 王毅鸣：《以一代廉吏于成龙为镜鉴》，人民网，2014年12月16日

5. 李迅驰：《〈于成龙〉里的习习儒风——“一代廉吏”的七大儒家解读》，腾讯儒学，2017年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