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历史政德人物——余栋臣

余栋臣(1851—1912)清末反洋教起义领袖,清末民初四川省重庆府大足县(今重庆大足)龙水镇人。
余栋臣幼时家贫失学,便以挑煤为生,能负重,远非常人比,身体极壮,臂力过人,故人称“余蛮子”。时西山产煤,河流小,不通舟楫,全靠人力运输,运煤者日以千计。余栋臣力大且有胆略,好为人抱不平,故运煤者均喜与之交,连缙绅亦不敢小视他。
余栋臣生活的时代,正是鸦片战争后清王朝腐朽没落之时,帝国主义以传教为名深入中国内地进行文化侵略。仅四川而言,到光绪十八年(1892年)就建教堂161座,建立传教据点1239处。大足县龙水镇龙西和石马两处,法国传教士霸占良田2700多亩。这些披着宗教外衣的传教士享有外交特权,在中国土地上为非作歹,估逼良民和收罗地痞、流氓、土豪劣绅入教,残酷压榨剥削乡民。
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六月十九日,重庆大足县龙水镇人民因不堪外国传教士肆虐,奋起反抗,拆毁龙水镇、万古场等地的教堂。光绪十三年(1887年),教堂不准炭工在龙水镇人文桥上卖煤,余栋臣等带领龙水附近西山煤窑和纸厂的工人再次捣毁教堂。法国传教士彭若瑟与县令钱葆棠勾结,杀人放火,大肆镇压百姓。
该年,余栋臣等又将重建的龙水镇教堂夷为平地。但教士又纠集民工重建,并扩展地基,加厚围墙。光绪十六年(1890年),教堂重修完工,适值当地传统的灵官庙会会期临近,教士彭若瑟胁迫知县发布告示,严禁迎神赛会,并派兵守卫教堂。灵官庙会期间,又发生教徒打死群众和烧毁民房事件,群众怒不可遏,奋起捣毁教堂。
传教士逼迫知县惩办“凶首”。县令认为三次打教皆为富绅蒋赞臣指使,遂派兵捉拿。蒋避于其表兄余栋臣家。余即约同余翠坪、余海坪、唐翠屏、李玉亭、李尚儒等组织煤窑纸厂工人和挑贩百余人起事。8月8日余翠坪率人进攻龙水镇,杀死教民11人,毁房200余家。邻近的马跑场、蒋家坝民众,也焚毁教堂,群起响应。四川总督刘秉璋派桂天培带兵到大足镇压。嗣后,蒋赞臣投降官军,而余栋臣则率军转入山区坚持斗争。1893年,重庆关道张华奎与法国主教舒福隆议定,以赔偿白银5万两修建教堂,并允诺缉捕余栋臣结案。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4月,巴县知县王炽昌诱捕余栋臣,械送至荣昌县监禁。消息传出,人心激愤。蒋赞臣、唐翠屏、张桂山等率众数百人劫狱营救,将余栋臣拥归大足。余栋臣当即宣布起义。哥老会党人踊跃参加,不到10天,聚众6000多人;推选余栋臣、蒋赞臣、唐翠屏等为正副首领;5月,捕获巴黎外方传教士华芳济为质,并公布其包揽词讼、强买田产等罪行;发布檄文,痛斥列强罪恶,宣称“自古夷狄之横,未有甚于今日者”。清政府派兵进剿,在三教场为张桂山所败,余栋臣分头攻打永川、江津、重庆、铜梁、内江、安岳等地,在铜梁又捕华籍司铎黄用中为质,各县纷纷响应,“计闹教三十余州县,焚毁教堂医馆二十余处”,震动全国。面对这一事态,清政府屡令川督剿抚兼施。10月,四川布政使王之春派统帅周万顺到余栋臣营内招抚,“准其自新”。蒋赞臣、余栋臣力主受抚,但张桂山等坚决反对,欲杀华芳济和周万顺,后周万顺亦被扣留。12月,清政府决意进剿。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1月,余栋臣带华、周二人下山投降,张桂山等部离散,起义失败,终以清政府向法国赔偿白银118万两结案。
该年秋,起义军在资中、内江等地与清军决战,唐翠屏战死,义军被迫退回大足县西山。后来,在清政府“不以叛逆治罪禁锢终生”“厚给其养”的许诺下,余栋臣与蒋赞成释放了洋教士华芳济,被迫缴械。余栋臣被关押于成都狱中。
1912年辛亥革命后,余栋臣获释回大足,后被川军第一师师长周骏捕杀于永川南门。
余栋臣起义不仅是反帝爱国的,而且含有反封建的因素和内容。义和团运动作为我国近代史上第二次革命高潮,是以粉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的历史功绩被载入史册的,而被视为义和团运动的先导、我国近代史上一次大规模武装反帝运动的重庆大足余栋臣起义,其历史功绩和影响应受到肯定。余栋臣起义,是在19世纪末帝国主义势力已侵入中国内地,争相掠夺瓜分中国领土,并在四川设领事、开商埠后,民族矛盾已逐渐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形势下爆发的。这次起义,一些封建士大夫营垒的知识分子也积极参加了战斗,并起了较重要的作用,为武装反帝运动贡献了力量。他们是一些具有反帝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其历史作用和影响是巨大的。
参考资料
1.大足县县志编修委员会:《大足县志》,方志出版社,1996
2.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纂委员会:《重庆名人辞典》,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