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智（1466—1491）字汝愚，号立斋，又号秋囦，合州（今重庆合川）人。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进士。他疾恶如仇，敢于直言，为拯救百姓于涂炭而多次上书谏言，推动了明孝宗初期的改革，后被奸臣诬陷获罪流放，却发出了“但愿太平无一事，孤臣万死何足悲”的贞节之音。弘治四年（1491年），邹智因病早逝，年仅二十五岁，熹宗天启初年，被追谥“忠介”。邹智撰有《立斋遗文》五卷。

身无半亩  心忧天下

明成化二年（1486年），邹智出生在合州云门镇。就像他的名字一样，邹智从小聪颖过人，有文才，十二岁就能吟诗作文。家境贫困，却成为推动他勤奋学习的动力。家里买不起油灯蜡烛，他就借居附近的龙泉庵（今云门镇歇马庙），每天拾取枯枝和落叶，点燃照明读书，昼夜不休，通宵达旦，颇有凿壁借光之风，如此三年，学业有成。

成化二十二年（1476年），二十岁的邹智参加乡试夺魁，中了解元。返乡时，按照当地的风俗，乡人聚集在州城会江门楼上庆祝，争相向他祝贺。他感谢了乡亲们的盛情好意，却忧心忡忡，在马上作诗以表心迹，诗云：“龙泉山下一书生，偶占三巴第一名。世上许多难了事，市儿何用喜相惊。”他并没有因为获得“三巴第一名”的成绩而春风得意，沾沾自喜，却把目光落在了“世上许多难了事”之上，表现了他“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报国情怀。

当时已是明朝中期，在经历初期永乐之治和仁宣之治的强盛后，明王朝开始走下坡路，先后经历了土木之变、北京保卫战、夺门之变和石曹之乱，可谓内忧外患。天顺八年（1464年），明宪宗朱见深继位。他在位前期，选贤任能，似有明君之范，但后期日益倦怠朝政，任用奸邪，以致西厂横恣，朝纲败坏，民不聊生。当时，奸臣万安、刘吉、尹直把持政务，破坏朝政风气，贤臣遭受打压排挤，邹智对此十分愤恨。南京兵部尚书王恕是明朝贤臣，与马文升、刘大夏合称“弘治三君子”，又是“三原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刚正清严，敢于直言，屡次向宪宗进谏，引起宪宗不满，又遭受奸臣排挤，因此被迫致仕，在家乡三原赋闲。邹智对他十分钦佩和敬重，因此当他到京城参加会试，途经三原时，特意前去谒见王恕，向其表明心志：“治理天下的关键在于任用贤臣，罢黜小人。如今小人当政，荼毒四海，而像王公您这样的忠良却被摒弃归田！我此次赴京考试，并非是为个人前途，而是为了争取一个上书天子的机会，劝诫皇帝鉴别忠贤良臣和奸邪小人，拯救百姓于苦难之中。”王恕对邹智之言十分惊奇，但也许是他对邹智并不熟悉，谨慎起见，故有所保留，笑而不答，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

疾恶如仇  上书遇冷

在京准备会试，一位在京城做官的同乡人对邹智比较欣赏，向他引荐一位同是入京参加考试的举人，对他说：“某省一位解元，年龄性情与你相近，你是否愿意见一见他，同他结交？”这个官员是一个庸俗之辈，用各种赞美的言辞夸赞他引荐的举人。邹智信以为真，以为这位举人和自己志向相投，于是前去拜访他，不料刚刚就座，此人忽然问他：“你名列贵省第一名，这次考试比其他举人多花了多少钱呀？”邹智勃然大怒，深以为耻，遂拂衣而起，不答而出。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邹智会试告捷，位列进士科前三名，以年轻有文才，被授予庶吉士，选拔入翰林院学习。翰林院是培育高级文官的摇篮和涵养高层次学者的场所，在明代，有“非翰林不入内阁”的惯例，能进入翰林院成为庶吉士的人，都有机会入阁掌权，故庶吉士又被称为“储相”。如杨慎之父、四朝元老杨廷和，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都是庶吉士出身。按明朝官制，庶吉士无官职，无品级，是没有上书参言政事的责任和权利的，他们先要在翰林院学习，再根据学习情况授予官职。邹智身为翰林院的庶吉士，可谓是前途无量，他只需要老老实实在翰林院学习，未来即有大把机会平步青云。

但正如之前谒见王恕时所言，邹智是抱着“劝诫皇帝鉴别忠贤良臣和奸邪小人，拯救百姓于苦难之中”的宗旨前来京城的，所以他毅然上书，向明宪宗谏言。在这一封著名的奏疏中，邹智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建议。一是君主要明辨忠奸、选贤任能，并且任用贤臣要坚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他指出，辅臣历来是君主的肱股之臣，每当遇到政事，君主必定要同他们商议，还要对他们施以隆重的礼遇和特殊的恩惠，所以对他们一定要以诚心相待，给予他们最大的信任，决不能既任之又疑之。否则，容易让一些奸邪小人抓住他们的把柄偷偷使坏，使辅臣们在与君主议事时，小心翼翼，唯唯诺诺，该说的话不敢说出来，这样他们所起的作用，甚至还不如一些才能平庸的“俗吏”。紧接着，邹智拿宋仁宗举例。他说，宋仁宗当年察觉夏竦心怀奸诈，就坚决罢黜他，发现吕夷简有过能改，就宽恕他的错误，知道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是贤臣，就毫不吝啬地提拔他们，对他们充分信任，所以宋朝才能够北拒契丹，西臣元昊。因此，邹智希望明宪宗一定要擦亮眼睛，分清谁是夏竦之流，谁是吕夷简之流，该罢免的罢免，该宽恕的宽恕，对像范仲淹之类的贤臣，要信任他们，不能让奸邪小人参杂其中钻空子。二是要勇于纳谏，重用敢于进谏的谏官，扫除谏官敷衍塞责的不正之风。邹智指出，辅臣和谏官的职责分工不同，辅臣商议天下事，而谏官评论天下事，谏官虽然官阶不高，但是重要性与辅臣相同。如今朝廷谏官作风败坏，人浮于事，敷衍失职，以躯体魁梧为美，以夸夸其谈为贤，以簿书刑狱为职业，忠良之辈指责他们，他们却振振有词地推脱责任：“我不是不想说话，一说话就会招来灾祸，谁听我的呢？”因此他建议，要罢黜尸位素餐之人，广求风节之臣，对敢于说话的谏官，要和颜悦色地对待他们的谏言，让他们尽责尽忠。三是要重用有名望的大臣，汇聚天下人心。他指出，当年汉武帝在位时，淮南王刘安企图谋反，但因为朝中有汲黯这种好直谏、守节死义之士，才不敢轻举妄动。如今像王恕、强珍、章懋、林俊、张吉等忠诚正义之士，都因被小人谗言中伤而受到排斥，一定要重用他们，使他们全力效忠。四是要恢复先祖的制度，不能让宦官擅权。当年明太祖朱元璋对宦官擅权的现象深恶痛绝，所以制定了严格的制度，绝不让他们参与政事。但如今这个制度被破坏了，以致“邪径日开，人主大权尽出其手”。他建议明宪宗恢复宰相制度，以宰相为股肱，以谏官为耳目，以正人君子为腹心，重振朝纲。最后，邹智谏言，要做到以上四点，天子一定要坚持不懈地学习经史典籍，并验之于身心，最终达到明“圣学”的境界。

这封奏疏，可以说是针砭时弊，切中要害，淋漓尽致地体现了邹智铁骨铮铮的直谏之风。然而，奏疏上报以后，却被束之高阁。

冒死直谏  声动天下

不久，明宪宗驾崩，其子朱祐樘继位，是为明孝宗，年号弘治。明孝宗宽厚仁慈，广开言路，勤于政事，躬行节俭，有一代明主之风，后世对他评价甚高。他继位后，对明宪宗时期的朝政弊病进行了改革。邹智被明孝宗的改革措施所鼓舞，认为他施展抱负的时候到了。这时，江南地区出现了一次异常天象。据明《江南通志》载，弘治二年（1489年），苏州有星从西北至东南坠地，大如车轮，光芒如昼，声响传播三百里。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就是一次常见的陨星撞击事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然而在古人看来，这却是一次让人害怕的大事件，他们认为异常天象是上天对皇帝不施德政的警告，预示着将会有大灾祸。所以一时上下恐慌，谣传纷纷。

邹智借此机会再次上书，纵论改革。他在奏疏中指出，明孝宗继位以来，慷慨奋发，恭俭勤劳，摈斥宦官，罢黜旁门左道，打击奢靡之风，裁撤冗余人员，改革成效显著。而之所以发生异常天象，是因为做得还不够好。当前要大兴天下之利，革除天下的弊病，应当在利弊的根本上下功夫。那么天下利弊的根本何在？他认为是在内阁。兴内阁之利，就要选拔正人君子入阁，除内阁之弊，就要把小人从内阁中清除出去。他把矛头对准了内阁中横行的小人：少师万安恃宠而骄，贪得无厌；少保刘吉欺下瞒上，作风散漫；太子少保尹直奸诈小人，全无廉耻。他们若继续留在内阁中，会导致君德不能辅，朝政不能修，朝纲必坏，风俗必偷，天下的贤士必然观望不敢前来，天下的奸邪必然盘踞在此不肯离去，此为大弊，必当除去。他又为朝廷推荐了几位遭奸邪排挤的贤臣：原南京兵部尚书王恕志向远大，忠诚勤政，可以委任他做大事；原兵部尚书王竑刚正守节，可以用他排斥奸人；佥都御史彭韶学识渊博，可以找他商议疑难之事。重用他们，则君主必然开明，朝政必然清肃，纪纲必然重振，风俗必然淳正，天下的贤士必然纷纷入朝，奸邪之人必然望风而去，此为大利，必当兴。接着，他又列举了历史上一些因宦官擅权而危及国家存亡的史实，劝诫明孝宗时刻对宦官保持警惕，防止历史的悲剧重演。最后，他向皇帝表明心迹：并非不知道谏言会招来杀身之祸，只是为了国家前途，不敢苟且偷生，因而冒死上书。

明孝宗被这封奏疏所触动。不久，万安、尹直相继被罢黜。王恕又重新得到了皇帝的起用，终得善终。不过，刘吉却并没有被罢官，继续盘踞朝廷高位。

犯难投荒  百折不悔

邹智生性大方豪气，当时朝中御史汤鼐、中书舍人吉人、进士李文祥等人与其志趣相投，邹智在抱负不得施展的情况下，常与他们聚会，谈论时政。汤鼐经常在朝廷值班，邹智与他商议说：“先世兴盛，御史值班，得当面向皇帝陈述朝政的得失情况，由皇帝当即决策。到后来只有等到退朝后用疏来陈述，这样君臣之间不能相互交流。你有幸遇到朝廷革新的时候，何不效仿先朝事例行事。”等到王恕接诏到了京城，邹智前去拜见王恕说：“后世做臣子的没有机会见到天子，因此处理政事大都马虎草率，希望您暂且不接受官职，先请求朝见皇帝，将时政治理不善的一些情况一一向皇帝陈述，极力要求革除，然后再接受官职，这样就可能于政事有所益。如果先接受官职，就再没有见天子的日子了。”汤鼐与王恕也未能采用他的建议。

刘吉记恨邹智弹劾自己一事，对他恨之入骨。他用封官许愿收买了御史魏璋，时刻寻找机会陷害邹智。不久发生了刘概案。刘慨是汤鼐的朋友，一次他给汤鼐写信，其中讲自己在梦境中看见一人骑在牛背上差点掉下来，这时汤鼐在旁扶住了他，才没有掉下去，又看见汤鼐手拿五色石牵着牛上路。刘吉等人抓住这句话，说人骑牛，为“朱”字，是暗指明王朝，于是诬陷汤鼐等人私结朋党，诋毁朝政，侮辱皇帝。刘吉又指使同党魏璋以“同党”的名义把邹智牵涉进去。邹智旋即被捕，关进诏狱，他颈、手、足上都被套上刑具，仅能呼吸。在接受审问时，邹智慷慨地回答：“我见御前讲席在寒暑间停止，午朝以皮毛小事敷衍塞责，朝政纲纪毁坏，风俗轻浮，人民生活困苦，边境防备空虚，我暗自为此担忧，与汤鼐等来往时议论这些情况是有的，其他什么就不知道了。”议罪的官员承奉刘吉的意图，想将邹智等人以“妖言律”处死。不想朝野舆论哗然，吏部尚书王恕和刑部尚书何乔新等人极力营救他，而刑部侍郎彭韶也以身体生病为由，不愿意判案。最终，邹智得以免死，被贬为广东石城所吏目。邹智在狱中有诗云：“人到白头终是尽，事垂青史定谁真。梦中不识身犹系，又逐东风入紫宸。”在梦中，他忘记了自己已经身陷囹圄，又追逐着东风，到紫宸殿向皇帝谏言去了。忠诚之心，溢于言表！

弘治三年（1490年），邹智出狱，此时的他已是“衣弊履穿”，仍义无反顾地踏上了离京之路。临行前，他写了《辞朝诗》：“云韶声静拜彤墀，转觉婵媛不自持，罪大故应诛两观，纲疏尤得窜三危。尽披肝胆知何日，望见衣裳只此时，但愿太平无一事，孤臣万死何足悲。”如果天下能够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就算因此而死一万次，又有什么可悲哀的呢？这是何等的胸怀和气魄！

到广东后，总督秦爱惜他的才德，召他修书。听闻理学大师陈献章在新会讲学，他又前往受业，一直勤奋自励，学问日益长进，期待终有一日尚能报国。可惜的是，弘治四年（1491年）十月，他突染疾病身死，时年仅二十五岁。昔日会试同年试子、广东顺德的吴廷举伤其为国含冤而死，为他办了后事，帮助邹智夫人刘氏将遗体运回家乡合川，葬于云门镇郊外，后称翰林坪。他的遗著被编辑成书《立斋遗文》五卷，计有奏疏一卷，杂文三卷，诗一卷，附录一卷。

邹智的英年早逝，让后人感叹不已。万历年间，合州督学黄克缵感叹：“先生之志过于贾谊，南海之谪，远于长沙，身死之年，断于三十，天道惨毒实多。”

抗疏万年  孤亭千古

邹智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忠直之臣，被人们比作贾谊、陈亮。他疾恶如仇，在当时朝风败坏的环境下，挺身而出，“直言动天下”，勇敢地同奸邪之辈做斗争。他志向远大，关心民间疾苦，始终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他有着一颗拳拳赤子心，虽然蒙受不白之冤，被流放边地，却并不因此而后悔，始终怀着报国之理想，期待能够再次为国做出贡献。同时代的进士张吉赞他：“愚才识恶于贾谊，而规模次第过之。志气类乎陈亮而能根据义理，不事豪侠。”《明史》赞他：“激于名义，侃侃廷诤，抵罪谪而不悔，岂非皎然志节之士欤？”明末清初诗人钱谦益说他：“犯难投荒，百折不悔。”《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他：“疏颏权奸，直声动天下，然于君国之间，缠绵笃挚，至死不亡，无一毫怨尤之意。”“与明季台谏务以骄傲沽名者，相去万万。”

从明天启年间在瑞映山下建忠节祠纪念他开始，合州人修建祠或亭纪念邹智成为历代惯例。清朝时，合阳镇内建有邹公祠，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因渠江洪水被冲毁，合阳镇现存有清时邹公祠木刻碑。民国八年（1919年），云门镇乡民在邹智读书岩前修了邹公亭。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邹公亭又重修，县人向靖庥撰联道：“五百年汉水西来，问万里江山有几辈孤亭千古？八千里燕京北上，爱大明君国独先生抗疏万年。”

参考资料

1.[清]张廷玉：《明史》

2.[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

3.[明]邹智：《立斋遗文》

4.李有明、陈红涛：《四川古代名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

5.《太平无事万死何悲——谏臣邹智》，今日合川网，合川掌故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