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1918—2004），原名李忠慎，我国著名历史学家。1918年9月15日出生于四川省荣昌县安富镇（今重庆市荣昌区安富街道）李家沟。1938年5月从陕北公学结业后，他历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招生委员、中共北方局青年干部训练班主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青委书记、中共河南杞县工委书记、中共河北省永年县委书记、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整军小组成员、华北大学正定分校主任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新历任中国人民大学教务部副部长兼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任及现代史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是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一、立志报国奔向延安

李新出身在一个富有革命传统的家庭，其父李传捷曾参加同盟会和辛亥革命时的保路同志会。李传捷重视子女教育，李新7岁时就被送进学堂读书。1929年春，李新考入安富镇大观小学读高小，1931年春，入安富私立棠香初级中学学习。9月下旬的一天，李新在学校阅报栏看到日军占领沈阳的消息后，立即跑到操场和同学们一起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第二天，他组织同学上街游行、抵制日货、为抗日募捐，组织歌唱队和话剧、川剧队进行抗日宣传。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更加激发了李新的爱国热情。11月，他参加荣昌县学生抗日救国会，领导全县学生进行抗日活动。

1934年秋，李新考入重庆川东师范学校。尽管学业繁忙，他仍时刻关心着抗日局势，常到学校图书馆借阅时事书刊，还与同学李成之、王方名、周极明等一起，组织读书团体“众志学会”，并被推举为会长。“众志学会”引导学会会员阅读进步书刊，举办读书报告会；组织歌咏队和体育队，成立文学组和教育组，经常召开讨论会，交流思想；出版《众志周刊》（壁报），吸引广大学生关心时事。后来，学校以“言论图画，多有不合”为由，勒令《众志周刊》停刊。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一二ž九”爱国学生运动，李新大书“大丈夫一心救国，好男儿四海为家”。他与学友们广泛宣传发动，联络重庆39所学校的114名学生聚会，正式成立了重庆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学联”），他被推为学联主席。重庆各大、中学校相继发表宣言、发出通电，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重庆学联组织30多所中等以上学校100多个宣传队，展开大规模救亡宣传活动，李新成为川东爱国学潮领袖。12月24日，重庆学联派出代表向蒋介石直接掌握的委员长行营参谋团请愿，要求国民政府出兵抗战，收复失地，讨伐叛逆，严惩汉奸，保障爱国学生运动。但请愿没有成功，反遭到当局压制。此后，重庆学联只好分散活动，大部分力量来到北碚、合川、长寿、涪陵等地开展抗日宣传。由于教唱抗日救亡歌曲、举办抗日演讲、演出戏剧、贴标语、画漫画等活动激怒了反动当局，学联成立不到三个月就被勒令解散，李新也在1936年夏被学校以“思想怪僻，行动诡秘”的理由开除。

李新被学校开除后，通过社会关系到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民众教育馆三正埠分馆任主任科员。1936年冬，由李成之介绍，李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万县期间，李新经常与在万县电报路小学教书的荣昌老乡罗义淮等进步青年聚会，分析抗日斗争形势。卢沟桥事变后，他们不满蒋介石消极抗战。当获悉八路军取得平型关大捷的消息时，更加意识到只有投奔共产党，才能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抱负。于是，他们萌生了奔赴延安的念头。

1938年2月1日，李新与同学罗义淮、王方名、李直、陈寄宇等一行5人，从三正埠民众教育馆秘密出发，徒步奔赴延安。他们走土路、攀山梁，风餐露宿，于3月3日到达西安。到西安后，李新及时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颜利民（李新、罗义淮的初中同学）取得联系。经颜利民介绍，他们加入“民先”组织，获得了入陕北边区的介绍信。3月10日，李新一行抵达延安，拿着介绍信住进陕北公学招待所，随后参加陕北公学第二期学习。5月，李新从陕北公学结业，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任招生委员，负责招收革命青年到延安学习。10月，他被调到栒邑陕公分校组织科工作。1939年，李新奉命返回延安，担任由胡乔木主编的《中国青年》的助理编辑。同年秋，李新调任西北青年救国会第二剧团指导员兼团长，负责率领该团赴华北抗日前线慰问演出。

1942年2月，日寇集结1.2万人发起“二月扫荡”。此时，李新及北方局青委巡视团随邓小平、戎子和到冀南，因冲过平汉线没有成功，返回时又遭日寇伏击，只好在敌占区分散隐蔽。直到日寇“扫荡”结束后，他们才回到武安县（今河北省武安市）北委泉根据地，参加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工作。随后，北方局青委派李新带巡视团回麻田镇参加粉碎日寇“五月大扫荡”战斗。5月24日，组织部安排李新把全华北地委以上干部的履历资料装进口袋，随身背着参加突围。后遭敌机多次轰炸，李新与彭华、李挺英等人巧妙避开敌机的机枪扫射，到北委泉村边的窑洞内躲避，直到6月上旬敌人“扫荡”结束后，李新才住进北委泉村，完成了组织交给的干部资料转移任务。

1945年1月，邓小平率领北方局全体人员从太行山麻田镇直下中原，到达中共平原分局所在地濮阳，李新也随行到达。不久，北方局决定在平原分局下设豫东区党委，李新被任命为区党委下辖的十三地委副书记。豫东区党委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决定组成一个工作团到杞县开展工作，任命李新为杞县工作团团长、中共杞县工委书记兼杞县抗日游击大队政委。李新到达杞县后，积极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开展减租清算运动；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开展民主运动，实行村长由全村公选等，各项工作有声有色。8月20日，党中央决定撤销北方局，分别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察冀中央局。李新奉命离开杞县，随部队辗转回到武安县，任组织部组织科长和青委书记。

1946年初，李新随中共代表叶剑英进入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整军小组中校组员，参与军调整军工作。后调任第十八集团军驻北平办事处中校秘书兼党支部书记。4月，国民党当局逮捕中共驻北平人士，李新亦在其中。被捕当晚，警方命令填写《登记表》，李新断然拒绝。他在登记表背面写上抗议书，并大声疾呼：“警察局有什么资格逮捕我们？有什么权力传讯经过北平行营邀请来进行商务交涉的人士？”第二天，警方告知只要填写一张《愧悔书》便可获释。李新当即驳斥：“你们蹂躏法律，侵犯人身自由，还推卸责任，实属无理之至。共产党八路军，打日本救中国求和平，何愧之有？有何可悔？”李新大义凛然，警方无言以对，最终只好将其释放。

同年秋，李新奉命撤离北平，任中共永年县（今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委员会书记，兼任晋冀鲁豫中央局青委书记。

1947年10月，李新奉薄一波之命到西北部搞土改复查和整党工作。12月，返回永年县主持县委工作。他组织生产推进社，开展生产自救，不仅帮助当地民众渡过了第二年的春荒，还让农民获得夏秋两季的好收成，还清了从边区政府借来的公粮和银行贷款，并给县里积累起一大笔资金。

1948年8月末，中共中央华北局成立，调李新等人到西柏坡负责组织青委会。到达西柏坡后，李新奉命向任弼时汇报了担任县委书记时的工作情况。两人长谈了三天，李新从青年工作到党务工作，从克服农民意识谈到干部民主选举，从政府工作谈到生产救灾等。任弼时听取汇报后表扬李新“你这个县委书记当得不错”，对他的工作见解也表示赞赏。当任弼时讲到“你到华北青委去工作”时，李新坦率地说出了自己想做教育工作的想法，得到任弼时支持，并向吴玉章推荐。

同年秋，李新调任华北大学第一部副主任，从此投身学界。

二、实事求是研究历史

1949年，李新担任华北大学正定分校主任。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正式成立，他先后担任教务部副部长、校党委副书记、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等职。

1956年，受高等教育部委托，李新开始与蔡尚思、陈旭麓、孙思白、彭明等共同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全书共4卷）。那时史学界有人提出“以论带史”，而且已有“以论带史”的著作出现，受到吹捧。《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编写组有人将“以论带史”的著作拿给李新看，希望能够效仿。李新坚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历史，反对歪曲历史、掩盖错误。在编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过程中，他坚持要把历史写成真史、信史，要论从史出，不发空论。他常对编写组的同志说：“做一个历史工作者，不管讲课也好，写文章也好，一定要讲真话、讲实话，写真史、写实史。这是一个史学工作者的基本道德。要实事求是，敢于追求真理，捍卫真理。”基于此，他们编写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4卷本）出版后，读者反应很好。

反右运动期间，李新亲眼看到费孝通等著名社会学家受到无端伤害，被错误打成右派，痛心不已。因此，他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提出调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的意向。得到同意后，李新辞去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切职务，调至近代史研究所任研究员，专心从事研究工作，协助范文澜编写《中国通史简编》，担任近代史组和通史组组长。

1961年至1962年，李新协助吴玉章，完成了《辛亥革命》和《历史文集》两部著作。

1972年，李新接受周恩来和董必武布置的编写民国史的任务，任《中华民国史》一书总编。《中华民国史》共13卷，陆续出版。同时，李新主编的多卷本《中华民国大事记》，亦相继出版。

1978年，李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党委副书记。同年，他开始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全书12卷）。1979年，他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成员赴美国访问并讲学。1980年，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被增补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并担任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他率先提出“撤社（人民公社）建乡”的提案，近百名委员参与联署，提案被中央采纳。1981年，李新应邀到法国讲学，1986年受邀为亚洲历史学会会员。同年，他退居二线，继续主编《中华民国史》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并担任中国现代史学会名誉会长、南京大学等校民国史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直至1997年离休。

李新敢于言前人之所未言，在许多学术问题上有独到的见解，在中华民国史、中国革命史等研究上造诣颇深，是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开拓者。他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获“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一、二两卷获“全国优秀图书奖”及“孙中山基金学术著作一等奖”。主编的《中华民国人物传》《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以及《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中华民国史资料丛刊》等，为海内外学术界所公认。

三、秉笔直书襟怀坦白

1964年夏，刘少奇和周恩来按照中央决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工作动员会，要求中央和部门的领导人去农村参加“四清”运动。10月下旬，李新来到甘肃省张掖县乌江公社东湖大队担任“四清”工作组组长，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其间，他要求工作组组员未经他同意不得隔离审查村干部，更不得逼供诱供，要调查研究、注重事实、客观公正。因此，东湖大队的“四清”运动没有发生冤假错案。

李新是一位忠诚的历史学家，他非常强调史德，特别要求写历史要做到秉笔直书。20世纪80年代末，大病初愈的他深感坊间流行的大量回忆录良莠并存、优劣杂陈，郑重地说：“因为我亲身经历过的一些历史事实，都被一些大名鼎鼎的‘史学家’为了政治目的而把它歪曲了，我的良心使我感到有责任把它纠正过来，因此我必须写回忆录。”他常说，“一个史学工作者，回忆录也要写成信史、真史，不能为尊者讳。不真，有违史德，丧失了史学家的良心。”“写史而不真，抹煞民族记忆，误今人误后人，是有罪过的。至于在政治斗争中编造谎言，挑起争斗，置对手于死地，更是罪上加罪。”晚年，他动笔撰写回忆录。2008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201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再次出版该回忆录。回忆录从李新的童年一直写到“四清”运动。这本回忆录，是李新一生的真实写照，是给史学工作者的铮铮遗言，为研究现代史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资料。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离休为止，李新一直住在中央党校南院。按规定，他可以享受专车待遇，但有关部门提出给他配专车时，他婉言谢绝了。在他的办公室和卧室里，除了后勤部门配置的简易沙发、长条桌子和书架外，没有任何像样的家具，甚至看电视也是和同事们挤在会议室看。为了完成书稿编写任务，他长年累月吃住在办公室。他每天中午拄着拐棍到党校食堂打饭，和大家一样排队等待，从不以知名学者和副部级领导的身份要求任何照顾。他身上穿的、床上盖的，都是用过多年的普通棉花制品。然而，生活十分简朴的他，看到周围同志有困难时，总是慷慨帮助。

2004年2月5日，李新因病在北京逝世。他留下遗愿，不举行遗体告别，遗体交予医学解剖，眼角膜捐献，骨灰于清明时节海葬。他生前曾说：“赤条条来复赤条条去，人生不过如此，何必作无谓的张扬！”

（作者单位：重庆市荣昌区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