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理君，又名朱怀襄、朱平陵，解放后更名朱平。1892年出生于重庆府荣昌县安富镇（今重庆市荣昌区安富街道）。

1909年至1911年，朱理君就读于成都川汉铁路学校，并参加张澜领导的保路同志会的活动。辛亥革命后，在蜀军北伐队第3营任排长。1913年毕业于成都交通铁路学校后，在荣昌安富、吴家等地的小学任教。1915年他在荣昌参加讨袁起义，以后在护国军任参谋、军需处长等职，后任刘湘部参议。1922年兴修成渝马路（公路），在成渝马路督办总局第一测量总队任工程师。

朱理君的三兄朱召南，在军阀混战时期曾任刘湘部师长，后被刘湘解除兵权，改任自流井盐运使。1926年3月，朱理君随其兄在自流井盐场富荣西场任知事，后来担任荣县盐务缉私营营长。

1929年刘文辉兼并刘湘川西防区，接管自流井，刘湘委派的一批官吏相应垮台。朱理君是工程技术人员，为了给自贡人民办几件好事而留了下来，于1930年11月担任自贡市政公所工程科长。他在任职期间，规划、改造、修建了自贡的街道，拉伸了从兴隆街至新桥的中心干道，筹划、兴建釜溪公园，对自贡的城市建设作出了贡献。

在自贡市与共产党人叶菲洛、黄天健、黄巨良、周凤歧等人的接触和亲密交往，使朱理君对共产主义有了一定的认识，敬仰共产党，决定了之后一生的政治道路。

1930年，在军阀混战中自贡盐场生产萎缩，百业凋零，众多无依孤儿流浪街头。朱理君和黄巨良等发起募捐，创办平民工厂，使流浪孤儿有一个学习文化、学习谋生技能的场所。他们以川剧义演等方式开展募捐活动，募得大洋约1万元。募捐委员会公推朱理君为厂长，黄巨良为工务主任。工厂位于上桥文武庙，收容孤儿100名，实行半工半读，设纺织、石印两科目，冷寂的文武庙自工厂开办后充满了欢声和朗朗读书声。

朱理君与黄巨良利用平民工厂的印刷设备办报，以推动自贡的新思潮。1931年创刊出版了《平民报》，旨在揭露旧社会的黑暗。九一八事变后，报纸着重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华，抨击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创刊8个月，即被迫停刊。朱理君积极参加自贡市“反日非基督教大同盟”的活动，以社会名流身份参加游行。在地方政权几次派人弹压，企图抓人时，经朱理君说理劝阻，因而没有抓人。后来由于党在“非基督教大同盟”的活动中提出了一些“左”的口号，受到镇压而停止活动，朱理君也于1932年由自贡到成都。

朱理君到成都后住在其兄朱召南的公馆里。由于在自贡和党的联系，不少地下党员以这个“朱公馆”作为据点和联络处开展活动。这里为“康民图书馆”保存过几箱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革命书籍。朱理君还在成都市区散发过载有红四方面军在通、南、巴等地战况的《四川通讯》及传单，为组织收转过从上海汇来的党内经费大洋300余元。田伯隆常从朱理君处化装成杂货商贩到农村进行宣传，史伯康也常在此活动，朱理君还为组织找过一些手榴弹，以备党员在被追捕不能脱险时与反动派同归于尽。

朱召南和康泽（朱理君妹夫，蒋介石的亲信）曾多次要求朱理君放弃革命活动，并承诺为其安排高官显职，均被朱理君断然拒绝。有一次朱理君在公馆销毁党的宣传资料时被朱召南的家属察觉，朱理君被迫离开朱公馆。

朱理君1933年离开朱公馆后，到犍为、乐山等地从事军运。1934年回到成都，继续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

由于史伯康被捕叛变，供出了朱理君参加革命活动的情况。“别动队”罗楚材向康泽作了汇报，并提出逮捕朱理君。康泽当即同意。1935年4月19日，朱理君被逮捕并押于川康绥靖公署。特务们对朱理君威逼利诱，要朱理君交代和共产党的关系。并让叛徒史伯康到狱中对质，被朱理君骂了回去。朱理君在狱中，痛斥国民党不讲理、乱抓人，对立场坚定的同志加以赞扬和鼓励，对打算登“反共启事”以苟全性命的人严加批评。

康泽曾到狱中看望朱理君，要他在报上登一个“共产主义不合中国国情”之类的启事，但被朱理君拒绝。无奈之下，10月16日康泽只好释放了朱理君。

朱理君获释后在成都无法立足，于1935年举家返回荣昌安富镇。当时成渝铁路正式施工，由朱理君承建从荣昌到隆昌段的10座铁路桥梁。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朱理君、朱建涛等在1938年春节将安富镇玩大龙旧习赋予抗日救亡内容，开展抗日救亡宣传，相继组织警钟剧社和警钟壁报社，演出街头剧、话剧，出壁报、贴标语、募捐，使一个小镇出现了浓烈的抗日救亡气氛。朱理君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参加了“中华民族先锋队”，并在1938年冬由廖林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未宣誓），成渝铁路建桥任务结束后回到成都。

1940年以后，国民党多次发动反共高潮，朱理君迁居于成都市郊庞家碾，靠在成都川康绥靖公署作挂名参议的微薄薪资维持生活，同时任《四川省政经月刊》编辑，和杜稃生、刘影三等保持联系。1945年按杜稃生的意见参加民主同盟。抗日战争胜利后，革命形势急剧发展。朱理君多次劝导其兄朱召南，使朱召南对形势有了正确的认识，愿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革命出力。1947年朱理君和朱召南共同在黄瓦街经营“一一茶园”，并把茶园作为革命活动阵地，经常和华大、川大、成大的学生接触，在茶馆里讲政治经济学，组织学生秘密阅读《论联合政府》《论持久战》等革命文献。朱召南常和黄云明（原朱召南部旅长）、“社会闻人”等在“一一茶园”喝茶坐镇，以减少特务干扰，掩护茶园内的革命活动。

在此期间，朱理君和吕振修联络发动一批荣昌籍在蓉的政界人士，包括省参议员卿俊、李宗义等人，成立“新民主主义读书会”，不久读书会发展到20余人。1948年末朱理君通过彭玉鸣和大邑党的负责人周鼎文建立了联系，1949年1月，周鼎文参加了这个读书会的活动，2月读书会更名为“新民主主义建国社”。“一一茶园”已成为党的联络点和经济据点，周鼎文、周戈西等人开展活动缺钱就到茶园去取。朱理君等还为党组织处理过从大邑送来的一口袋金银饰物。通过朱理君的关系，成都工委的负责人李维加、李维时、李安澜、周裕民、周鼎文等曾借住庞家碾朱召南家，并在他家召开过工委会。

由于朱理君的活动突出，1949年11月，朱理君在雅安由李安澜介绍重新入党。

西康和平解放后，朱理君即以朱平为名，于1950年2月至4月任军事代表接管西康省公路局。后来任西康省汽车运输公司经理、西康运输公司雅安分公司经理、西康省人民政府交通厅机运科科长、西昌地区文教科副科长、西昌地区京剧团指导员等职。

1960年，朱理君去世，葬于西昌烈士陵园。

文章作者：陈朝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