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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有农场主人饶国模
大中小饶国模，1895年出生于重庆大足一个书香门第，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饶国梁的胞妹。1985年邓颖超重返红岩村在饶国模墓前凭吊时说：“没有饶国模，我们哪来的红岩呦。”
1939年春，日机对重庆狂轰滥炸，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在城内的办公场所被炸。中共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派人做饶国模的工作，希望她同意共产党在农场修建公开办事机构。饶国模欣然答应道：“共产党都找到了自己门前，岂有不欢迎之理。”就这样，饶国模垫支费用，积极投入办公楼修建事宜，使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在危难时刻得以安身立足，在红岩村坚守了8年。更令人敬佩的是1948年，在中共川东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时，饶国模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饶国模又将红岩村大有农场的土地、房屋全部无偿捐献给了国家。
饶国模的二哥饶国梁是辛亥革命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他婚后三日，只身离家，奔走革命，参加黄花岗起义，被捕后壮烈牺牲，年仅20岁。饶国模自幼追慕文天祥、秋瑾等先贤舍生取义的精神，如今哥哥也像他们一样为国家、为民族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她常在黄花岗起义纪念日怀念和祭奠哥哥，决心成为像哥哥那样的人。1945年，她写下一篇未发表的文稿《黄花岗纪念日哭兄饶国梁》，文稿中写道：“当时民族国家严重危机，而挽救危机之道，端在政治革命，二家兄是懂得这个道理的……兄妹之比手足，这是个最惨痛的日子，但于推翻民贼独夫之专制，一死拼之，虽死犹生，浩气长留天壤间，夫复何悲？”对哥哥的牺牲，她有了全新的认识。在哥哥的革命精神影响下，1912年她在成都益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参加了由同盟会改组建立的国民党。她从益州女师毕业后曾教书谋生，还在江北县经营过一座小煤窑。1931年，她在市郊红岩嘴购买了200多亩荒地办起了大有农场，以生产果品花卉为主，经济状况愈发好转。大革命时期，在中共重庆地委和国民党左派省党部领导下，建立了“重庆各界妇女联合会”，她参与筹备和组建工作，担任妇女联合会组织部干事。抗战爆发后，她参加重庆救国会领导的“重庆妇女慰劳会”，担任执行委员。抗战胜利后，她又参加中共南方局领导的中国妇女联谊会，担任理事。
1939年，她同意接纳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在农场修建办公楼时，有朋友曾劝阻她说：“你把自己修建的房子让给共产党，你想国民党会对你怎么看？你又不是共产党，为啥要踩这样的浑水？国民党贪污腐化，我们反对；共产党我们也不赞成。我们应该站在中间，你太偏向共产党了。你要考虑全家的安全。”她回答道：“我今天只晓得正义，只晓得革命。共产党是正义的、革命的，我就跟共产党走。安全不安全，我根本就不考虑；脚踏两只船的事，我是不干的！”
在饶国模的大力支持下，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顺利地搬进了红岩村。以往饶国模仅有个别的共产党员朋友，现在则有了一大群共产党员朋友。她把大量的精力、时间、资财都用来照顾这批客人，并以此为乐。办事处往来人员多，她就拨出一处房屋作为办事处的招待所；办事处干部子女多了，她又拨出一处房屋作托儿所；办事处有的同志得了慢性病，住医院费用高，她就把磁器口高峰寺果园的房子让出来作为办事处的疗养所；办事处年轻人多，喜欢运动，她又划出一块田地平整后作为篮球场；办事处的同志想学延安的大生产运动，自己劳动种地，她又划出一块地作为办事处的菜园；办事处有的同志因病去世，筹划安埋，她主动在小龙坎福元寺拨出一块土地作墓地。她处处为“客人”着想，对他们有求必应。原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处长钱之光等人曾回忆说：“我们和饶国模真是亲密无间，情同一家，彼此的革命情谊很难用笔墨来形容。”“我们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感到十分温暖，衷心感谢她。”
饶国模热心真诚地为八路军办事处服务，八路军办事处也早已把饶国模作为自己的一员。1941年皖南事变后，重庆局势紧张，为防患于未然，需建立紧急疏散的交通线和隐蔽据点，办事处把这一机密任务也委托给了饶国模。她以休养为名和女儿夏静一道回到了铜梁老家，在那里她租了几间房屋，作为办事处的秘密据点。从铜梁返渝时，饶国模母女被国民党宪兵扣押。女儿设法脱身后，饶国模被关在一间草棚里，无人过问。半夜，饶国模趁无人看守，才逃了出来回到了红岩村。饶国模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尽心尽力为办事处寻找隐蔽据点，使办事处的同志十分感动。她不仅是办事处同志们心目中的大姐，也是大家的亲密战友。
摘编自：中共重庆市渝中区委宣传部、中共重庆市渝中区委党史研究室编《渝中红色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