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烈，原名傅见贤，1899年出生于江西临川县。1920年5月赴法勤工俭学，并在法国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2月，“中国少年共产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傅烈任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巴黎支部书记、旅欧总支部成员。1924年，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受旅欧党组织安排和聂荣臻等20多人一起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1925年夏回国后，先后在广东和江西党组织工作，并参加北伐战争。1926年10月，任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长，1927年5月，调中共中央军委工作。

1927年重庆发生“三三一”惨案，四川军阀刘湘在蒋介石授意下，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和组织部长冉钧等人先后被捕牺牲，重庆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党团员被迫转移，党团组织工作处于停顿状态。为恢复和重建四川党组织，中共中央决定派傅烈、钟梦侠、周贡植等人到重庆恢复和重建四川党的地方组织。接受任务后，傅烈召集在武汉的周贡植、钟梦侠等人开会，传达了党中央的决定并讨论了工作计划。
在从武汉奔赴重庆的途中，傅烈动员散失在武汉、宜昌等地的四川籍党员一同返回重庆工作。抵达重庆后，傅烈等人在城区神仙口租用的一个小院子里，建立了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机关。为掩护身份，他们装扮成一家人：傅烈为大哥，周贡植为二哥。为迅速打开工作局面，傅烈等人采取了坚强有力的措施，于1927年8月中旬召开会议，建立了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傅烈任书记，周贡植任秘书长，刘披云负责宣传，钟梦侠负责组织，把被称为“四川才子”的张秀熟和青年知识分子任白戈调省委工作，并派人分头到各地清理和恢复党的组织，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

为整顿和恢复党的组织，在傅烈的领导下，积极慎重地开展了发展党员的工作，逐步恢复了党组织活动，建立了新旧党员详细填表、重新登记、严格审查的制度。规定党员每周填写生活报告表，包括思想意识、革命活动及学习情况等，这种严格的教育管理制度，很快地消除了党内悲观、失望情绪，使陷于停顿状态的四川党组织工作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为贯彻落实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临时省委在傅烈领导下，下发了《职工运动决议案》《妇女运动决议案》《学生运动决议案》等文件，并对开展群众武装斗争，组织领导暴动进行了安排部署。傅烈强调，“组织暴动，实成为各地党部刻不容缓的工作”“迫切的急待我们去领导，更要我们加紧工作，立即快马加鞭做去”，开展“各种斗争，爆发不论大小的群众武装斗争，进一步达到在较大范围内形成更大的总暴动”。

为了加强宣传鼓动工作，提高党员开展工作的热情和革命斗志，傅烈要求大家从三个方面做好宣传工作：对内，应有大规模的政治宣传工作；对外，亦应有大规模的宣传队之组织；对广大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也要通过宣传工作，去吸引他们，使他们参加到土地革命中来。中共四川临时省委还在重庆创办了党内刊物《四川通讯》。傅烈以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在短时间内就把处于停顿状态的四川党组织，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起来了。

1928年2月10日至15日，临时省委在巴县铜罐驿周贡植家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由傅烈起草的《四川暴动行动大纲》，正式选举产生了中共四川省第一届委员会，傅烈为省委书记兼军委书记,周贡植为组织部长，刘披云为宣传部长，牛大鸣为秘书长，张秀熟、郑佑之等为省委常委，会议选出刘愿庵为四川党组织出席中共六大代表。

根据中共四川省委关于组织开展暴动的指示，中共川东特委决定在万源、宣汉、达县一带建立赤区，开展武装暴动。万源县有个名叫李家俊的青年，在上海同济医学院肄业后回到了家乡，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积极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并创办了进步刊物《山钟》，在万源、宣汉一带影响很大。在傅烈的教育动员下，李家俊勇敢地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并于1927年10月，在达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李家俊曾十分感慨地说：“这两年，我像一个迷失了道路的人，不知往哪里走。现在找到了党，为了革命，我李某不怕抛头颅，洒热血！”加入党组织后，他回到家乡，建立了农民自卫军。1929年春，李家俊在万源城南固军坝宣布起义，建立了四川工农红军第一路游击队，李家俊任总指挥。短短的几个月内，队伍发展到两千多人，建立了有一百多平方公里，五万多人口的革命根据地。此外，邻水、涪陵等地也相继开展武装暴动。就这样，在省委和傅烈的领导下，四川各地的武装暴动，像雨后春笋一样发展起来。

重庆是西南的经济、文化中心，建设好重庆地方党组织，对于推动党的工作和开展武装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傅烈为此日夜操劳，他多次召集重庆、巴县、江北的党员干部开会，商量研究重庆党组织的巩固和发展工作。经过紧张的筹备，傅烈认为建立中共巴县县委的条件已成熟，并决定于1928年3月9日在城区兴隆巷9号中共四川省委秘密据点召开成立大会。3月9日下午两点，傅烈、周贡植等人前往主持会议，人尚未到齐，突遇警察前来收捐，由于在屋内搜出了党的秘密文件，与会人员全部被捕。被捕的第二天，傅烈被押往江巴卫戍司令部关押。在那里傅烈受尽了敌人的各种酷刑。据曾被关押在一起的同志回忆，“傅烈受刑最多、最重、最久”，“先用煤油灌进他的嘴里，再用铁丝穿着两个大拇指吊起来”，“拇指关节都扯脱了，绳子断了几次”。受尽严刑拷打的傅烈，被折磨得昏死过去又醒过来，当敌人问他口供时，他未吐露半个字。在狱中，傅烈惦记着党和同志们，曾两次通过狱中的狱警（秘密中共党员）送信给组织，告诉需要转移的材料和后事安排。

同时，他还写了两封家信。一封信给父亲：“我这次牺牲并不出乎意料,父亲不必过于悲伤……若干年后，你一定会理解。”另一封信给爱人陈才用：“你是知道我怎样死和为什么而死的？！你要为我报仇，要继承我的遗志，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

傅烈还教育被一同关押的同志们“要顶住，要像铁板一块！”他还教狱警唱《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傅烈被捕后，党组织曾多方设法营救，但当时国民党当局实行“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的恐怖政策，将傅烈判处死刑。

1928年4月3日，傅烈壮烈牺牲于朝天门沙嘴刑场，年仅29岁。为了表达对烈士的深切怀念，1978年11月5日，中共四川省委慰问团专程来到南昌，亲切地慰问了傅烈的家属。临别时，傅烈当年的战友、慰问团负责人张秀熟在傅烈妻子陈才用的笔记本上写道：“四川人民无限怀念四川省委第一任书记傅烈同志!

摘编自：中共重庆市渝中区委宣传部、中共重庆市渝中区委党史研究室编《渝中红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