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震（1916～1949年），又名雷雨辰、雷振华，四川省泸县人，著名革命烈士。
雷震出生于泸县杨九乡一个小地主家庭。1935年从泸州中学初中毕业后，考入成都市成公中学学习。1936年参加“读书同盟”（后改组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不久，又加入中共领导的外围组织“星芒社”。1937年8月，雷震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雷震到迁往成都办学的朝阳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工作，任该院中共支部组织委员。不久，到越西县中学任训育主任，担任中共宜宾中心县委干事、委员等职务，先后到安岳、南溪等地开展革命工作。1941年春，雷震赴南溪县指导建立党组织，指定屠永康负责中共南溪特支工作。

1943年夏，根据党组织安排，雷震赴万县工作，考入设在万县云盘路的私立上海法学院（1947年更名为辅成法学院）经济统计专修科学习。为了更好地开展隐蔽工作，经党组织同意，雷震加入了国民党。1944年，为躲避日机轰炸，法学院迁到护城寨杜家大院上课（抗战胜利后迁回云盘路）。由于成绩优异，乐于助人，雷震被选为法学院国民党区分部书记，还被推选为泸县同乡会会长、法学院校友会副主席。

1945年，雷震在法学院毕业后，经法学院教授、老师欧阳亮（1947年任四川省高等法院万县分院院长）和周经邦介绍，到万县地方法院任统计室主任，人称“雷书记官”。同时，他还在三马路的文光中学兼课。雷震读高中和大学时的校友刘毓芳于1946年毕业后，到四川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工作，两所法院均设在一马路两层桥附近法院街的同一个大院内，二人结为夫妻，共同开展革命活动。

雷震、江竹筠居住过的法院宿舍旧址

1946年，经党组织同意，雷震与万县银行经理、国大代表万邦杰，国民党中统万县特委会负责人陈治汉，万县地方法院主任书记官徐光汉等20余人，结为“拜把兄弟”。由此，“雷书记官”成了万县官场八面玲珑、人脉资源颇广的人物。他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搜集情报，保护党组织安全,多次成功地营救被捕的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还为党组织筹措活动经费，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0月4日，军警以“购买枪支，准备勾结李先念，发动秋季大暴动”的罪名，逮捕了万县教育界知名人士、著名诗人、鱼泉中学校长杨吉甫等5人，雷震发动进步人士积极呼吁，通过结交的“人脉资源”，使警察局以“杨吉甫等人一案，无事实可查”结案，杨吉甫等5人得以释放。

1946年12月，北平发生了美国士兵强奸北大女学生的沈崇事件。1947年初，消息传到万县，万县大中学学生立即组织了示威游行，德堡镇（管辖陆家街至广场百步梯一带）镇长靳寿生率镇丁逮捕了数名法学院学生并拷打致伤。雷震以法学院校友会的名义，组织各界代表慰问受伤学生，组织发动反美抗暴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群众游行示威活动，并向万县地方法院递交控告书。由于雷震事先给审案的法官做了工作，法官判决学生无罪释放，靳寿生及肇事镇丁被暂时收押，并向学生赔礼道歉，赔偿医药费。

1947年2月，雷震指派中共辅成法学院支部书记吴汉，发展万县团管区参谋韦鼎入党，利用团管区电台收听新华社等各种消息，掌握下川东地区的军事动态，为下川东地区开展的游击战争提供了众多有价值的情报。10月，中共万县委建立，雷震任县委书记，李青林任县委副书记，委员为黄玉清、唐慕陶、陈继贤。1948年2月，雷震通过“关系网”获知，韦鼎和吴汉已暴露，便赶在特务搜捕之前，紧急将韦鼎和吴汉安全转移。江竹筠到万县参加县委工作后，雷震利用关系，安排江竹筠到地方法院会计室任收费处职员。同时，他对妻子刘毓芳说：“江竹筠来了，在生活上，你要多多关照哟！”刘毓芳对同住法院宿舍的邻居江竹筠给予了热情的关怀，结下了深厚的友情。4月，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挺进报》被国民党特务查封，未被捕的部分人员转移至万县，雷震尽力拿出家中的钱财和衣物，全力做好安排接待工作。

1948年6月11日，中共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化名杜谦益，公开身份为辅成法学院学生）在万县被捕叛变，致使下川东地工委所属24名共产党人先后被捕。其中，万县有雷震、唐虚谷、李青林（女）、江竹筠（女）、黄玉清（女）、陈继贤（女）、张静芳（女）、李承林、唐慕陶、刘德彬、李明辉、黄绍辉、高天柱、廖模烈、周厚楷等15人（另有中共川康特委派回万县开展农民运动的党员何懋金、蒋开萍、郝耀青等3人被捕，关押在渣滓洞监狱后英勇牺牲），开县有杨虞裳、荣世正、颜昌豪、冉思源等4人，云阳有苟明善、师韵文、赖德国等3人，宜昌特支有陶敬之、明昭等2人。

需要特别指出，与可耻的叛徒涂孝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被他出卖而遭到逮捕的下川东地工委所属24名共产党人，全部经受住了酷刑的血与火考验，无一人叛变。除《烈火中永生》《红岩》作者之一的刘德彬在“11·27”大屠杀时被机枪扫射未击中要害负伤侥幸逃脱、虎口余生之外，其余23人全部壮烈牺牲。

6月12日中午，由于叛徒涂孝文的出卖，雷震在万县二马路至万安大桥十字街口附近的福源商栈被捕。当晚，重庆行辕特务科长雷天元、国民党中央党员通讯局（简称“党通局”，由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改设，人们仍习惯称之为“中统”）万县据点主任段启高率领特务，轮流对雷震施以鞭刑，要他交出组织名单。雷震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但始终只有一句话：“我没有什么组织。”雷天元叫来叛徒涂孝文当面对质并企图劝降，雷震正气凛然地斥责道：“你有组织，你交。我没有组织，叫我交什么？”特务们气急败坏，劈头盖脸就是一阵暴打，雷震数次昏死过去，仍毫不屈服。

6月20日，雷震、唐虚谷、李青林、江竹筠等共产党人被押解上船，押赴重庆。雷震被关押在渣滓洞监狱楼上第五牢室（楼五室），特务们多次提审，均一无所获。以狠辣歹毒闻名的“催命判官”、西南长官公署二处侦讯股长、法官张界气恼地说：“你的头头（指涂孝文）都做了专员了，你们这些跑龙套的难道还死不悔改？”对此，雷震嗤之以鼻，他坚定地转过头去，不予理睬。

狱中的非人生活和折磨，使雷震的身体更加虚弱，但他却十分关心同室的战友。李承林、周鸿钧患有严重的肺病，雷震便将自己藏在衣缝里的结婚戒指取出，通过同情革命者的看守黄茂才带出变卖，买回鱼肝油和盘尼西林片，为两名战友战胜疾病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49年，解放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的喜讯传进了监狱，雷震对战友刘德彬说：“看来国民党反动派快要完蛋了，我给我家小子（与刘毓芳所生的儿子）取的‘换国’这个名字保守了点。过去，我把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这一代身上，换国嘛！这回我可要重新给他取个名，谁有机会出去，请帮我转告一下，就改名叫‘鸣九’，我们打下了江山，让他们去建设江山的时候雷鸣九霄吧！”

1949年10月28日，雷震与华健、蓝蒂裕、陈然等10名“共党要犯”被押赴大坪刑场，先期处决。他们一路高呼口号，高唱革命歌曲，引得万人空巷，广大市民纷纷前来一睹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最后，在高亢的《国际歌》歌声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等口号声中，雷震从容就义。

摘编自《廉耀万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