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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鲁鱼与重庆救国会
大中小1935 年，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加紧对我国华北地区的侵略，在 11月中旬提出了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要华北五省脱离中央政府，建立亲日政权，受日本的直接控制。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1935 年 12 月 9 日，北平数千爱国学生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一二·九”学生运动迅速在全国激起强烈的反响。
消息传到重庆，各界民众群起响应。12月 24日，在重庆大学学生的倡议下，重庆 30多所大中学校的代表集会，成立了重庆学生救国会（简称“学联”），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抗日救亡运动，得到全市教师、工人和广大市民的支持。1936年 2月，国民党政府以“整顿学风”为由，勒令解散了“学联”，使重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转入低潮。这一时期，由于四川军阀的残酷镇压，川东地区和重庆的党组织已被破坏殆尽，救亡运动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来领导和推动。正在这时，从中央苏区突围脱险出来的共产党员漆鲁鱼来到重庆，迅速打开了重庆救亡运动的新局面。
漆鲁鱼，1902年出生于四川江津县 （今重庆市江津区），早年留学日本学医，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央苏区卫生部保健局局长。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中央决定把漆鲁鱼留下，照顾身负重伤的陈毅等同志，并担任江西省军区卫生部部长。1935 年他率省军区卫生部与红二十四师一起行动，被数倍于我的敌军包围，在掩护大家突围时不幸被捕。被捕后，他辩称自己是国民党军医李晓初 （已被红军击毙） 被红军俘虏，后被迫留在了红军中。
敌人信以为真，便将他释放了。漆鲁鱼获释后，为了寻找党组织，他历尽艰辛，千里乞讨，于1936年春，辗转回到重庆。为了联系上党组织，他决定通过自觉开展斗争的方式来引起党组织的注意，在 《商务日报》副刊上发表了大量针砭时局的文章，结识了以《商务日报》副刊编辑温嗣翔为首的一批进步青年。通过相约晤谈，共同的话题和见解，使他们迅速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战友。漆鲁鱼以他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政治上的成熟赢得了进步青年们的信赖，成为了他们的核心。
自此后，他们经常汇集在一起共同学习党的 《八一宣言》，研究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一致认为要有所作为就必须组织起来。1936年6月的一个星期天上午，温嗣翔、甘道生等一批进步青年陆续来到城区黄家垭口漆鲁鱼家，秘密成立了“重庆各界救国联合会”，由漆鲁鱼任总干事，温嗣翔、陶敬之、侯野君等为干事。此后，重庆的抗日救亡运动便有组织有领导地重新开展起来。
救国会成立后，漆鲁鱼十分注意对进步青年的考察和培养，不仅组织他们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还积极帮助他们学习和领会党在抗日救亡中的方针、政策，引导他们学习马列常识和党的基础知识。他还以《商务日报》副刊的名义举办了“山付新文字暑期讲习班”，吸收了90多名进步青年参加。通过讲习班，既为救亡运动培养了骨干，也为党组织在重庆的重建储备了人才。
漆鲁鱼领导的重庆救国会的活动，引起了党组织的注意。1936年9月下旬，中共上海特科派往四川开展工作的张曙时到达重庆，通过了解重庆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对漆鲁鱼领导的救国会工作十分赞赏，立即指示党员刘传茀与其联系。同时，张曙时还常派人将党的文件转交给漆鲁鱼，对救国会的工作在政治上予以指导，逐步将救国会纳入党的领导之下。之后，根据党的指示，救国会又在学生、职业青年、文化、妇女等各界陆续建立了组织，使其迅速成为了重庆救亡运动的核心，成为这一时期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
1937年 10月，作为中央特派员的张曙时派专人到重庆，对漆鲁鱼等人进行了审查，恢复了他们的党籍，组成了以漆鲁鱼为组长的中共重庆干部小组。年底，经中共四川省工委批准，正式成立了由漆鲁鱼任书记的中共重庆市工作委员会，被破坏已久的中共重庆地方组织领导机构得以重建。到1938年底，救国会的大部分成员都成为了共产党员。
重庆救国会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重庆党组织尚待恢复重建的关键时刻，担负起组织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重任，在重庆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重庆救国会及其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为重庆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摘编自：中共重庆市渝中区委宣传部、中共重庆市渝中区委党史研究室编《渝中红色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