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骨干的摇篮——重庆中法学校_人文巴渝

革命骨干的摇篮——重庆中法学校

日期：2024-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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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8月15日，从朝天门码头的轮船上走下一位神秘的客人，他就是中共党员、国民党元老吴玉章。受国民党中央委派，他以四川党务筹备员的身份来到重庆，整顿四川省国民党组织，推动国共合作。同时他还肩负着另一项使命：秘密筹建中共地方组织。为方便开展工作，吴玉章到重庆后，与杨闇公、冉钧等人商量决定筹办一所培养革命骨干的学校。中法大学四川分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

中法学校旧址

在中法大学四川分校的筹建过程中，吴玉章、杨闇公等人对筹集经费、选择校址、聘请教员等作了细致筹划。因吴玉章曾同蔡元培等人在法国组织过“法华教育会”，创办了“中法大学”，遂将学校定名为“中法大学四川分校”，以避免新办学校立案的麻烦。

当时在城内不易租到校舍，他们便去大溪沟一带寻找。那时重庆一出通远门就是坡地坟地，并无街道。从观音岩沿着倾斜的梯道，经过张家花园和孤儿院，便到大溪沟的大路，旁边有一条供来往的农民和船夫歇足的小街。街后一片田地附近有几座私人花园，在谭家花园院子旁有一座旧式穿斗楼房“懋园”正在招租。在杨闇公父亲杨淮清等人的帮助下，他们将“懋园”租来作为校本部。附近有一块田坝，正好作为操场。并在附近租用居民住房，作为学生宿舍。由于校舍场地狭窄，故先开办“中法大学四川分校”附属高、初中学校，所以一般称“中法学校”。中法学校建立后，许多进步青年闻风而来，学生越来越多，又租用了学校后面相距一里多路的小院作为寝室、教室。学校招生的消息传开后，许多因反对军阀统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闹学潮被开除的学生和社会上的进步青年都纷纷前来报考。1925年9月4日正式开学时，有学生二百多人，到1926年春季增加到三四百人，1927年开学时，已达千余人。

由于校长吴玉章在国民党中央任职，经常不在重庆，日常校务由杨道庸、萧华清负责。童庸生任教务主任（1925年底由萧华清接替，兼教英文），着重管教学工作；杨道庸任训育主任，兼授阶级斗争、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和《西洋史》等课程，并着重做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张克勤任事务主任。教员有赖正声教唯物史观，漆南薰教经济学，银雨苍教地理，田之桥教国文，陈厚庵教音乐，杨振声教体育，周贡植教史地学。杨闇公、冉钧也经常到校讲政治、时事、史地或作报告。这些教师大都是留洋归来，或是外地来渝的有较高学识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

中法学校还组织开办党团员训练班，培养党团基层组织的骨干，讲授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传达党的指示。主要由杨闇公、冉钧等讲课，并安排任煜（任白戈）为训练班的教务长。中法学校十分重视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开学不久，杨闇公就布置第一期学生到磁器口的几个丝厂组建平民学校，为穷苦的工人、农民及其子弟传授文化、政治、经济、时事知识，宣传国共合作等革命道理。为加强农运工作，学校还开办了农民运动研究会，学习讨论开展农民运动的意义和方法，培养农运骨干，并选派学生深入农村组织开展农民运动，推动全川农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为推动妇女运动，学校还注重培养妇女运动骨干，派出女学生到磁器口、菜园坝等地丝厂，白天同女工们一起做工，下班后走访女工家庭，帮她们做家务，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女工积极分子。

学校在广泛组织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的同时，还积极培养优秀分子，发展他们入团、入党。许多师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大革命时期的革命骨干。整个学校呈现出蓬勃的革命景象，俨然成了革命大本营。中法学校通过积极培养革命骨干，使红色基因不断聚集，1926年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在该校诞生了重庆建立最早的党组织之一——中共重庆支部，为统一领导四川党组织和党员的组织机构——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建立奠定了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攻占南京后，英、美帝国主义炮击南京城，造成了二千多军民伤亡的大惨案，消息传来，重庆各界人民义愤填膺。中共重庆地委和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商定，于3月31日在重庆打枪坝召开市民大会，抗议英、美帝国主义的暴行。会议召开后，遭到四川军阀刘湘的残酷镇压，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三三一”惨案。惨案发生后，中共重庆地委、国民党左派省党部、中法学校等遭到严重破坏，中法学校被迫停办。

中法学校虽被迫停办了，但它培育出来的革命火种，却在中国革命斗争中绽放出炽热的光芒。学校的师生中走出了一大批共产主义的先驱和中国革命的优秀战士，如吴玉章、杨闇公、冉钧、童庸生、周贡植、李嘉仲、杨道庸、萧华清、游曦、徐彦刚、张锡龙、阳翰笙、任白戈等，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中法大学四川分校无愧是大革命时期革命骨干的摇篮，四川和重庆革命运动的重要阵地。

摘编自：中共重庆市渝中区委宣传部、中共重庆市渝中区委党史研究室编《渝中红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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