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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董辅礽在重庆
大中小董辅礽（1927—2004年），浙江宁波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有“一代经济学大师”之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董辅礽研究的重心开始从所有制改革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转向对资本市场的研究。他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是他所有制改革理论研究的逻辑延伸，其中有两个著名观点：发展论，婴儿论。经济学家韩志国评价董辅礽：“一生辛勤耕耘，硕果累累、著作等身，从方法论上说就是三句话——甘于坐冷板凳、肯于坐硬板凳和善于坐热板凳。三条‘板凳’后面蕴含着三股气——一生正气、一身骨气、一股锐气。”
董辅礽，中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理论和实践上为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在学术上取得了多方面的丰硕成果。不过，关于董辅礽青少年时期的简介总是十分让人失望，甚至被一笔带过——董辅礽，男，浙江宁波人，1927年7月26日出生，195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1953年至1957年在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做研究生，获副博士学位。
作为重庆江北人，我之所以要提起这位著名经济学家，是因为他曾经在重庆江北生活过八年。这八年的生活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
董辅礽的一生，在两个“江北区”生活过。要知道，全国叫“江北区”的地名并不多，大概就只有那么三五个。1927年7月，董辅礽出生在宁波市江北区的外婆家。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们举家搬迁到重庆市江北区唐家沱新村。
唐家沱新村，全名应该叫“唐家沱公教新村”，这是抗战时期，政府安置逃难到四川来的公职人员和教师的住所。现在看来这些房子显得十分简陋，但在那个时候，已经是很不错的了。著名作家茅盾那时也住在唐家沱新村。
我总以为，这样的旅居，不过是浮萍与岸的碰触，旅居结束了，岸就永远不会被浮萍忆起。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董辅礽甚至认为，在重庆江北居住的那段时间给他的一生带来了重要影响。
董辅礽有兄弟姐妹六个，老大是姐姐叫董爱莲，他是老二，老三叫董辅祯，老四叫董辅祥，老五是妹妹叫董文娟，老六叫董辅祺。因为他是儿子中的老大，兄妹都叫他大哥。
2001年，为了经济发展，重庆这个年轻的直辖市想邀请一批国家级专家来渝授课。请到董辅礽时，他豪爽地答应了，用重庆话说道：“嘿，我也是重庆人嘛。啷个不回去为家乡做点贡献吔。”这是董辅礽离开重庆56年后难得的一次回渝，也是他最后一次回渝。
《重庆晚报》的特约记者蔡律采访了他。记者问道：“董教授，您10岁时漂泊到重庆，在重庆生活、学习了八年，如今50多年过去了，重庆留给您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呢？”
董辅礽深思片刻后说道：“儿童时代我在重庆生活八年，对我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
“10岁时，我和我们的祖国一起被卷进战争的劫难。为了逃脱日寇铁蹄的践踏，我们一家含着热泪，告别家园，夹杂在入川的一条条蠕动的难民流中进入重庆，衣食无着，生活沉重，父母亲靠做零活为生，后来好不容易在一家公司找到一份工作。年幼孤独的我时常来到长江边，看到成千上万在风口浪尖上挣扎着的同胞，情不自禁背诵父亲教给我的诗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巴蜀上空的战火硝烟，激发了我少年时代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
“还有就是我们一家在重庆唐家沱新村安顿下来后，我一有空就跑到附近生产皮鞋胶底的小工厂里，和工人们聊天，观察工人们怎样工作。相处时间久了，彼此都很熟悉，工人们拿一些进步书籍给我看，我把自己订的《大公报》《新华日报》借给工人们阅读，还和他们一起谈论时事。我认为重庆人有三个优点，一是重庆人特别能吃苦，脏活、累活都能干；二是重庆人特别耿直；三是重庆人具有奉献精神。这些对我后来勤奋学习、正直为人的品格产生了重要影响。”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董家三兄弟在互不知情的情况下分别参加了地下党、江汉城市工作队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后来三兄弟才恍然大悟，大家都参与了革命工作。大哥董辅礽走得最远，他在读武汉大学时就已经加入了地下党。
董家三兄弟能有如此觉悟，与父亲董浚敏的教育是分不开的。董父先后在两个轮船公司供过职，擅古文、诗词，喜琴棋书画，习中医，好收藏（字画、古币），崇儒道。董家兄弟小时候，特别是抗战时期，经常目睹父亲抨击时弊，表示对社会黑暗与腐败的不满。董父要求三兄弟多读“大公报”的社论，希望能从中悟出一些“道理”。董辅礽受父亲影响最深，其修养与为人也很像父亲。董父乐善好施，讲仁爱，重道德。董父自己研制了一种治风寒、暑热的中药散剂，内服外用皆宜，他时常将中药散剂无偿送给别人使用。1941—1944年间，董父每逢周末从重庆城回唐家沱时，常借傍晚乘凉之机给兄弟们讲“八德须知”的故事（“八德”即忠孝信悌礼义廉耻）。故事中的中国古代优良传统对董辅礽产生了深刻影响。面对国家和民族的苦难，目睹颠沛流离的人群，董辅礽等一代年轻人增强了以“家事、国事、天下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
董辅礽中学在哪里读的，语焉不详。有文章说，他曾就读于永川国立十六中。永川国立十六中当时是国家为了沦陷区流亡出来的孩子专门设立的。1946年，国立十六中迁往安徽铜陵，后来成为铜陵市第一中学。而国立十六中留下的校舍，被永川简易师范学校接手，后来成了永川北川中学。
抗战胜利后，因董父要到武汉工作，于是董辅礽一家人提包拎箱，在雾蒙蒙的早晨，踏着朝天门湿漉漉的石梯，登上了开往武汉的轮船，挥泪告别了重庆。
文章作者：姜孝德，系重庆市江北区文化馆退休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