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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钓中原一座城
大中小距今700多年的南宋末年，在合川城区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交汇处的钓鱼山上,发生了一场旷日持久、震惊中外的著名战争——钓鱼城之战。这场战争从宋淳祐三年（1243年）筑城到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开城投降，合州军民历经大小战役10余次、战斗200余场，在25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抵御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蒙(元)精锐之师，直接使蒙古汗国第四任大汗蒙哥战死城下。
1251年，蒙哥继汗位，命三弟旭烈兀远征西域，留四弟阿里不哥驻守哈拉和林看管蒙古本土，自己则亲率大军，与二弟忽必烈、大将兀良合台兵分三路南下伐宋。合川，正是他顺嘉陵江南下入渝，会同大理的兀良合台、湖北的忽必烈沿长江水路进攻南宋都城临安的重要战略节点。
面对早已蠢蠢欲动的蒙古铁骑，宋淳祐三年（1243年），四川制置使兼重庆府知府余玠采纳播州（今贵州遵义）贤士冉琎、冉璞兄弟建议，在三江汇合要冲的钓鱼山上修筑钓鱼城，作为合州治所和驻军之地。后经三次加筑，建成沿山顶一周且直贯嘉陵江心的石砌城墙十六里许，铸就了“云梯不可接、炮矢不可至”的铜墙铁壁。全城凿有“天池”数十口、水井上百眼，供军民饮水、耕种需要。从1243年到1279年，钓鱼城军民在守将王坚、张珏等率领下，“春则出屯田野以耕以耘，秋则运粮运薪以战以守”，一面屯兵积粮，一面抵御外敌。
宋宝祐六年（1258年），蒙古大军沿嘉陵江进逼重庆，被阻于钓鱼城下。蒙哥率军入川以来，沿途所经各山寨城堡，多因南宋守将投降而轻易得手。但在钓鱼城，他遭遇了顽强抵抗。蒙哥派南宋降臣晋国宝前去招降，被守将王坚斩于城内。使者被杀，蒙哥倍感羞辱，决心用武力征服钓鱼城。次年（1259年）二月，蒙哥率领包括亲王、皇子、都元帅等近120名主要战将、共20余万大军亲征钓鱼城。这一战，从二月直到五月，蒙军屡攻钓鱼城，始终不能得手，反而折损了御前翻译买哥、前锋将马塔儿沙、万户海都、都总帅汪德臣等大将。而钓鱼城尽管被数十万蒙军围攻数月之久，依然物资充裕，守军斗志昂扬。
到了七月，蒙哥决定对钓鱼城发动总攻，亲自到钓鱼城东新门外脑顶坪督战。其行踪被钓鱼城守军发现，守将王坚指挥兵士在东新门架起抛石机，趁蒙哥登上瞭望塔观察城中防御情况之际，发炮轰击。蒙哥“为炮风所伤”，退至30里外的温泉寺，不治身亡。
蒙哥死后，钓鱼城保卫战并未随之结束。坐稳汗位的忽必烈改国号为元，调集精兵强将、仍然持续与宋军在钓鱼城进行殊死攻防。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正月，在重庆失守、连年大旱又“王命不通”的情形下，钓鱼城最后一任守将王立以“不杀城中一人”的条件与元朝廷议和，开城投降。此时，整个中原除了钓鱼城，已尽为元朝疆土。
岁月悠悠，浩气长存。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合州人民为颂扬钓鱼城军民长期浴血奋战、延续南宋社稷的伟大功绩，建造“独钓中原”石坊以记，坊额系明万历年间陕西布政使、合州人李作舟题写。“独钓中原”四字，将钓鱼城独撑西南、力挽宋室的中流砥柱形象表达得淋漓尽致。钓鱼城军民众志成城的抗争故事、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范，至今流传于三江大地。
从王坚击毙蒙哥到王立开城降元，钓鱼城军民又浴血奋战了20年，其事迹精神可歌可泣。明弘治七年（1494年），合州人王玺建“王张祠”，开始奉祀王坚、张珏；清合州知州王采珍加立余玠、王坚、张珏、冉琎、冉璞五人牌位祭祀，改名“忠义祠”；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合州知州陈大文以王立、李德辉、熊耳夫人宁屈一己保全宋室遗民，“实有再造之恩，亦应享民之祀”为由，加祀了三人牌位，并改名为“功德祠”；清光绪七年（1881年），合州知州华国英怒斥王立“为宋之叛臣，元之降人”，将王立牌位移出祠外，李德辉与熊耳夫人牌位移祀另室，恢复“忠义祠”原名，只祀余玠五人。其实，无论胜败，钓鱼城守将救万民于水火、救国家于危亡的精神都值得歌颂与景仰。
700多年后，钓鱼城已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目前已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并作为“十四五”期间重点“培育项目”。在钓鱼城上现存有总长8公里的城垣、8座城门，以及炮台、栈道等南宋军事及生活设施遗址；有远古遗迹钓鱼台、唐代悬空卧佛等名胜古迹；有“峰顶白云、嘉陵萦带、天池夜月、古洞流泉、沙滩响雨、赤壁文光、东谷晴霞、西市晚烟”等鱼山八景；还有文天祥、郭沫若等历代名家的吟咏。这些吟咏，有盛赞守城的“壮烈英雄气，千秋尚凛然”（陈毅《登钓鱼城口占》），也有痛斥降元的“贰臣妖妇同祠宇，遗恨分明未可平”（郭沫若《钓鱼城仿古》）。他们各据崖壁、兼容并蓄，述说着三江之滨、古钓鱼城的悠久故事。
文章摘编自：《长嘉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