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阳字库塔——藏着北碚的文脉密码
在重庆北碚的嘉陵江畔,东阳古镇旁,有一座不起眼的七层石塔。它没有寺庙的香火鼎盛,也并非网红打卡地。但在明清时期,当地人怀着近乎神圣的敬意,将废弃的字纸收集于此,定期焚烧。这座名为“东阳字库塔”的建筑,正是中国古代“敬惜字纸”传统的活化石,默默守护一方文风已超过350年。
东阳字库塔,位于重庆市北碚区东阳街道北新村的嘉陵江边,因其第五层刻有“文星阁”三字,又名文星阁。据现存文献记载,该塔始建于清代康熙七年(1668年),重修于道光(1821-1850年)初年。东阳字库塔第二层刻有“惜字藏”三字,清楚地说明了该塔的用途是焚烧字纸,反映了清代北碚地区民众的敬惜字纸信仰。该塔经过350多年的风雨,总体保存完好,塔身底部因岩石风化和树根缠绕有所残损。

东阳字库塔位置——《中国文物地图集》(重庆分册)上140页
一、东阳字库塔基本情况介绍
东阳字库塔为六面七层仿楼阁式石塔,塔正面炉门正对嘉陵江,两边各有一棵高大的黄葛树。该塔底层边长150厘米,通高11米。二至七层塔檐檐角上翘处有脊兽,塔檐上有圆柱形脊瓦,瓦头刻有团花,团花之间有珠链相连。塔顶为六角攒尖式,塔刹呈宝葫芦状。一二层塔棱上雕刻有狮子,三至七层的塔棱呈镂空状回形纹饰,雕刻精美大方。塔座为束腰须弥座,座下有两层石阶。须弥座宽150厘米,加上两层石阶高120厘米。须弥座由条石砌成,束腰处缠绕着很多黄葛树的根茎。字库塔二、三、四、五层均有题刻,一、六、七层无题刻。

东阳字库塔正面
第一层,塔棱上各有一头浮雕上山狮,昂首向上,姿态威猛,两个狮子头之间宽136厘米,第一层高127厘米。石狮高86厘米。正面塔壁表面石层已脱落,上半部尚存两个“亚”字形纹饰。另外五面无装饰,表面多皴裂。塔檐为四面柱体,上面无装饰。
第二层,六个塔棱上均有一头浮雕下山狮,狮身缠绕飘带,憨态可掬。塔面宽120厘米,高110厘米。二层塔身石壁上有五面镌刻文字。

炉门及“惜字藏”题刻
正面有一八角形炉门,炉门高25厘米,宽23.5厘米。炉门上匾额呈飘带状,从左至右镌刻“惜字藏”三个行书大字,字径15—17厘米。因炉门经常焚纸,炉门上的文字以及塔檐已被烟火熏黑。和炉门对应的正背面是由11个出烟口组成的“亚”字形镂空图案,无题刻。塔身右侧题刻一:该题刻左起竖排10行,宽64厘米,高66厘米,字径4厘米,行书阴刻。题刻下半部分风化,部分文字漫漶,无法辨认。

第二层右侧题刻一
二、文献中的东阳字库塔
东阳字库塔始建于清康熙年间,然而清代及民国文献,如(乾隆)《巴县志》、(道光)《重庆府志》、(道光)《江北厅志》、(同治)《巴县志》、(民国)《巴县志》等,在介绍缙云山和东阳郡时,均不见记载东阳字库塔。1989年编纂的《重庆市北碚区志》对其描述道:文星阁,在黄桷树朱家沱,创建于1668年(清康熙戊申年),是座精工雕砌的石塔,高8米多,六角形,分作七层。每层镌刻有脊背、瓦垄、勾头、椽头、连檐等形状,外部成单檐,斑鳌悬空式造型。外以狮的各种形态为棱面装饰。第二层横额刻“惜字藏”三字,下有焚烧字纸之孔。
2013年出版的《中国文物地图集》(重庆分册)记载道:
字库塔,〔东阳街道北新村·清代〕六角七层空楼阁式石塔。清康熙七年(1668年)建。位于嘉陵江畔。通高11米,塔基高1.3米。塔身逐层内收,各层挑檐,檐面雕瓦当、瓦垄,六角雕饰鳌鱼,翘角飞檐。第一层塔身镂雕花草及“笑狮望月”,第二层塔身雕“猛虎下山”和“惜字阁”匾。各层刻字,还见康熙七年(1668年)修造款。塔顶为六角攒尖式。保存较好。
2013年出版的《重庆古塔》配有北碚东阳字库塔图片,并对其作了简介:
东阳字库塔位于重庆市北碚区东阳街道黄桷老街朱家沱,又名文星阁。此塔始建于清康熙七年(1668年),七层石结构仿楼阁式实心塔,平面为正六边形,底层边长1.4米,通高约10米。
以上文献都认为东阳字库塔始建于康熙七年(1668年),而目前字库塔身上残存的题刻中,已没有“康熙七年”字样,仅在塔身第二层右侧第一方题刻中发现了“戊申之春三月既望有□□等鸠工庀石建字库”的记载,而康熙七年(1668年)所对应的干支是“戊申”年。
从该塔第四层正面的题刻《旧字库塔附志》可知:第一,字库塔附近原先建有道教建筑紫云宫。紫云宫在抗日战争期间,曾被用作复旦大学西迁到重庆后的教室。同时,字库塔建在道观旁,也符合道教敬惜字纸的理念。第二,字库塔在道光初年被重新修建。二十余年后,也就是道光后期,字库塔由于风吹雨打而“石圮,渐就销磨”,于是“新去更迁地而建之”。

第四层题刻《旧字题库塔附志》
以上文献已经清楚地说明,现存的东阳字库塔始建于康熙七年(1668年)阴历三月十六日,在道光初年(约1821年后)曾被重修,后在道光后期迁至新址重建,即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位置。

第五层“文星阁”题刻
三、东阳字库塔与北碚文化
字库塔反映的是古代敬惜字纸信仰。字库者,乃惜字宝库之意。古人认为,字是神圣的,写在纸上的字不能随意丢弃,于是就有专门的惜字会成员把收集的废旧字纸存放在塔身的小库内,等到每月初一、十五集中焚化。字库塔多与文昌阁在一起,一般是塔身低层用于焚纸,高层用于供奉仓颉、孔子、文昌帝君的塑像。清代著名学者朱彝尊在《南泉寺新建惜字林记》中就曾写道:
康熙十有七年夏,予?乘柴车应召舍于僧庐,有禅上人者衣禞衲,持倾筐拾字纸于道,月之朔望,辄焚之,越三载,结数椽于文昌阁下。匾曰:惜字林。贮之有库,焚之有炉。
文字和纸张的出现,是人类社会文明的标志,敬惜字纸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古代民间重要的传统,反映了古代先民对知识的重视。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写道:“吾每读圣人之书,未尝不肃静对之。其故纸有《五经》词义及贤达姓名,不敢秽用也。”在敬畏字纸的同时,人们也希望有一个主管文运功名的神仙能保佑他们考取功名。于是,受科举考试的影响,在民间信仰的梓潼神和道教信仰的文曲星的基础上,主管功名利禄的文昌帝君就应运而生了。
元朝建立后,为了缓和与汉族的矛盾,重新恢复科举考试,延祐三年(1316年),元仁宗封梓潼神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文昌与梓潼遂合二为一,称“文昌帝君”。在明代,由于八股取士的盛行,文昌帝君被请进了国家建造的文昌宫,享受官方祭祀。据文献记载:“京师旧有庙在北安门外,景泰五年(1455年)辟而新之,敕赐文昌宫额岁,以二月初三日为帝君诞生之辰,遣官致祭。”到了清代,统治阶级更加重视在思想文化方面对民众的控制,康熙帝曾训令:“故凡读书者,一见字纸,必当收而归于箧笥,异日投诸水火,使人不得作践可也,尔等切记!”嘉庆六年(1801年),清仁宗诏称:“帝君主持文运,崇圣辟邪,海内尊奉,与关圣同,允宜列入祀典。”随着元、明、清三代封建帝王的封赏,以及对文昌帝君的奉祀被列为国家行为,再加上文人学士对科举考试的重视,敬惜字纸信仰在社会上得到普及,促进了各地用来祭拜文昌帝君的文星阁和用于焚烧字纸的字库塔的广泛建造。在大江南北,凡是人多的街口、大河的渡口、佛寺道观、惜字林等地,基本上都建有字库塔或与之相似的焚纸建筑。而把文星阁和字库塔合二为一的东阳字库塔,就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建造的。
北碚区的东阳字库塔,建在东阳街道北新村的嘉陵江畔,江上船只穿梭,对岸就是北碚中心城区。东阳镇自古就是“巴渝古镇”,在春秋中后期至战国中期为巴国地,战国中后期为楚国地,战国后期为秦巴郡地,南齐建武元年(494年)置东阳郡,唐置东阳城,清乾隆二十三年(1757年)为巴县北碚镇。东阳古镇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在明代和清初达到繁盛。
东阳镇及周边的缙云山地区也是文风昌盛之地,名人辈出。北碚文化的发展,与佛教的传播息息相关。在缙云山,有历史悠久的缙云寺,古称相思寺、崇教寺,寺中自古办学,清初曾设“缙云书院”以传授知识。据文献记载:
“崇教寺,八甲缙云山,刘宋景平元年(423年)建,唐乾符元年重修,赐额相思寺。景炎四年敕赐崇教寺,明正统癸亥重修。”
南朝刘宋时佛教在北碚的传播,吸引了大量文人来缙云山朝拜,同时,他们也把先进的知识文化带到北碚,传授给当地人民,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发展。被称为“巴渝第一状元”的冯时行(1100—1163年),号缙云,少时读于巴县缙云山寺,得中北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年)进士。绍兴十四年底辞官后,到缙云山办学达十七年之久,著有《缙云集》四十三卷,文渊阁《四库全书》录入《缙云文集》四卷。清代乡贤鲜与尚,居礼里(今北碚东阳镇)鲜家石盘,工草隶,能诗,尤善画牛。其咏北温泉的《庚子避暑温泉》中诗句“云生石壁凝山雨,泉落松门咽峡风”历来被人称道。
此外,外地来北碚做官、游历的名人也留下了众多歌颂北碚山水的佳作,如北宋著名理学家周敦颐在北温泉写下了五律《宿崇圣院(渝州温泉佛寺)》;陈子昂、王维、杜甫、司空曙在经过嘉陵江小三峡时也都曾留诗,以赞美北碚的秀丽山水。而东阳古镇附近的嘉陵江之沥鼻峡、温塘峡、观音峡,“两山耸峙,一水中通,古之东阳峡也,今俗谓之‘三峡’,为涪江、渠江商舶往来必经之地。”因此,在历史悠久、交通发达的东阳镇嘉陵江边渡口处修建字库塔以培育文风、改造风水,就成为当地有识之士的必然选择。
东阳字库塔建立后的三百年时间里,字库塔周边的东阳镇、朝阳镇等地,文风日渐昌盛,附近现有著名的高等学府西南大学,以及中国西部科学院旧址。通过“收焚四方废字(纸)”等敬惜字纸的活动,北碚民众尊师重教之风兴盛,这从塔身题刻“敬惜字纸之功可胜言乎”中,可以领略到当年字库塔对周边文风的影响。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东阳镇及整个北碚迎来了文化发展的辉煌时期。1938年5月5日,复旦在黄桷镇举办校庆活动,定当日为迁北碚立校纪念日。当时暂借黄桷小学、紫云宫庙宇上课。复旦大学西迁重庆后,能选址当时字库塔附近的“黄葛树正街紫云宫”及下坝作为校舍,一方面是因为这里背山临江,位于黄桷与东阳之间,土地平坦、风光秀丽,交通便利,是理想的办学之地;另一方面,东阳字库塔所在地区所具有的优良文化教育传统应该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之后,包括陶行知、卢作孚、老舍、梁实秋、陈望道、曹禺等在内的“三千名流”汇集北碚,使得北碚成为闻名中外的“小陪都”和大后方重要的文化区。这也是抗战期间,北碚区东阳镇夏坝能够与沙坪坝(位于沙坪坝区)、白沙坝(位于江津区)、梁滩坝(位于沙坪坝区)一起并称“重庆文化四坝”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都深深影响了后来北碚区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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