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渝中区的鹅岭公园，澳大利亚公使馆旧址不是普通的民国建筑。它是中国抗战时期国际交往的“活化石”，是重庆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指挥中心的有力见证。在这里，中国外交官与盟国同仁共商大计；从这里出发，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跻身世界“四强”的消息传向全球。

澳大利亚公使馆旧址，图源：《重庆地方志》2025年第4期

重庆渝中区的鹅岭公园内，一栋保存完好的中西合璧民国建筑静静伫立，这就是重庆澳大利亚公使馆旧址。这座建筑不仅是抗战时期澳大利亚驻华外交机构的所在地，见证了战时重庆的国际交往活动，更亲历了中国“重新确立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这一重大历史进程。

澳大利亚驻华公使馆旧貌（1942-1946年间），图源：《重庆地方志》2025年第4期

一、战时重庆：风云际会的中国外交舞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坚持长期抗战，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于同年11月17日率领文官、主计、参军三处部分人员离开南京，西迁重庆，拉开了国民政府迁都的序幕。11月20日，国民政府正式发表《迁都宣言》，重庆成为中国战时首都。

随着国民政府迁都，各国驻华使领馆和外交机构也分批迁至重庆。回顾战时重庆的对外交往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抗战初期（1937-1940年），共有十个国家在重庆设立使领馆和驻华机构。1938年1月19日，苏联新任驻华大使卢干滋飞抵重庆，四天后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递交国书，成为首位在重庆递交国书的外国使节。同年7月29日，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爵士也抵达重庆递交国书。随着武汉会战结束，原驻武汉的外交人员纷纷西迁，至1938年底，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苏联大使馆，以及比利时、荷兰公使馆人员均抵达重庆设立办公机构。

抗战中期（1941-1943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中国与美、英、苏等国结为战时同盟，共同抗击德、意、日法西斯集团，中日战争由此升级为两大阵营的全球性战争。1942年1月1日，26国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这一时期，驻渝外国使领馆达到13个。1941年，中国先后与德国、意大利、罗马尼亚等轴心国断交，同时加强与英联邦国家的外交关系。5月，中澳就互派外交使节达成共识。随后，中国又与加拿大、印度、埃及、伊朗和梵蒂冈建立外交关系。至1942年末、1943年初，驻渝外国使领馆包括美国、英国、法国、苏联、比利时五个大使馆，以及澳大利亚、荷兰、捷克斯洛伐克、挪威、加拿大、土耳其、波兰、墨西哥八个公使馆，还有印度专员公署。

抗战后期及战后（1943-1946年），中国与同盟国的战时合作达到顶峰，重庆作为中国外交中心的地位更加凸显。1943年1月11日，中国与美、英分别签订新约，废除两国在华治外法权，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极大提升。此后，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等国陆续与中国签订新约，取消在华特权。

为继续拖住日本兵力，阻止其南进太平洋的步伐，争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在美国主导下，中国受邀参加了多个反法西斯同盟国际会议，如中、美、英、苏莫斯科会议和中、美、英开罗会议，商讨对日战略和战后国际秩序。这些重要外交活动均以重庆为中心策划实施。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跃升，外国在渝设立外交机构的数量达到抗战时期最高峰。秘鲁、伊朗、阿根廷、意大利、智利、巴西等13国在重庆新设大使馆；波兰、荷兰、挪威、墨西哥、土耳其、加拿大、捷克7国驻渝机构升格为大使馆。至1946年，共有22个国家在重庆派驻外交使团，这成为中国“重新确立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的重要标志。

澳大利亚公使馆旧址公示牌，图源：今日重庆

二、澳大利亚公使馆旧址的前世今生

澳大利亚公使馆旧址保存完好。这座坐北朝南的砖木结构建筑始建于民国时期，占地269.72平方米，建筑面积539.44平方米。建筑造型独特，平面呈“凹”字形，室内房间沿中轴线对称分布。

1941年5月，中澳建立公使级外交关系。同年10月20日，澳大利亚首任驻华公使艾格登爵士抵达重庆，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递交国书，标志着澳大利亚驻华公使馆在重庆正式建立。重庆是澳大利亚第一个驻华外交使团的派驻地。当时澳大利亚仅在华盛顿和东京设有使领馆，中国是其派驻外交机构的第三个国家，重庆也因此成为澳大利亚在海外设立的第三个使领馆所在地。

作为战时首都，重庆是日军重点空袭目标。出于安全考虑，澳大利亚公使馆最初选址于南岸瓦厂湾。该区域聚集了包括美、英大使馆在内的多家外国使领馆，是战时外籍人士聚居区，日军对此区域的轰炸相对谨慎。然而此地距离政府机构所在地较远，加之汽油稀缺，往返市区还需渡江，极为不便。经过多方寻觅，1942年10月1日，澳大利亚公使馆与中央信托局签订租赁合同，正式租用李家花园（今鹅岭公园）遗爱祠71号别墅作为馆舍。

战时重庆房屋紧缺，加之日军持续轰炸，城内大量建筑遭毁，公使馆部分房间也成为外交人员的生活居所。据公使秘书玛丽斯·金回忆，公使馆二楼被改建为生活区，公使、一等秘书和三秘居住于此，一楼则作为办公区。由于房间有限，她初到重庆时只能暂住附近宾馆——一座用竹架、泥巴和一点点水泥建成的简易房屋。1942年至1946年间，澳大利亚公使馆曾多次遭受轰炸，所幸建筑结构坚固，未遭严重破坏。

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于1946年5月5日迁回南京。次年4月，澳大利亚公使馆在新任驻华大使高伯兰带领下迁往南京。新中国成立后，旧址所在区域改建为鹅岭公园，该建筑曾作为公园管理处办公用房。2003年3月，旧址被公布为渝中区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列入第二批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作为同盟国驻重庆外交机构遗址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晋升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过保护修缮和陈列布展，如今的公使馆旧址已成为集主题展览、文创空间、休闲功能于一体的对外文化交流基地，既是彰显重庆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也是促进中澳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公使馆旧址内部经过两次大的修缮、翻新，图源：今日重庆

三、澳大利亚公使馆与战时中澳同盟

澳大利亚驻华公使馆在重庆设立不久，太平洋战争于1941年12月爆发，中澳结为战时同盟。自此，澳大利亚公使馆开始围绕维护中澳同盟关系展开工作。时任公使的艾格登率领馆员在战火纷飞的重庆与重庆人民并肩作战，及时向澳大利亚政府传递中国战况，确保澳方实时了解中国局势。

艾格登公使长期研究太平洋地区局势，是一位热心、体贴、周到的外交官，在重庆外交界备受尊敬。任职期间，他展现出卓越的外交才能，积极参与多场外交活动和盟军军事会议，向澳方传达中方立场，呼吁关注和支持中国抗战。他曾感叹：“我们对自身所在世界的了解如此贫乏，令人无法想象，而且我们是在日本人打到家门口才意识到这一切。”在与墨尔本宪法俱乐部的讨论中，他指出：“中国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抵抗战争，势必会在太平洋地区的战后重建上起到更重要、更积极的作用。澳大利亚必须加深对中国的认识，并找到合适的方法与其合作，共同维持太平洋地区的秩序。”

艾格登密切关注中国战局，积极推动国际援助。1943年4月，他与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一同考察中国抗战大后方的经济生产项目。他还向澳大利亚内阁建议派遣农业代表团援助中国，并指派公使馆外交官基司·欧菲斯和三秘李贵方考察中国西北地区各行业发展。英国记者君特斯坦在专访中写道：“他真诚地相信澳大利亚必须越来越多地与中国合作。”

公使馆人员高度关注重庆遭受的野蛮轰炸。一秘吉斯·瓦勒在回忆录中痛惜地写道，战争给重庆带来巨大破坏，“重庆曾经的城墙、庙宇、宫殿现在都没了”。1941年7月，《堪培拉时报》报道了西方驻华外交官的生活困境：“在中国的战时陪都，要找到一处适合作为公使馆的建筑几乎是不可能的。日军轰炸严重毁坏了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地区，英国大使馆也已成废墟。在那片未被轰炸的地区，生活设施几乎无处可寻。”容纳大部分西方记者的新闻宾馆在这一年遭遇了数次轰炸，重建后的宾馆只是“用泥砌出来的矮墙，茅草搭建屋棚，就像是一座摆错位置了的非洲牛栏”，与重庆其他重建房屋别无二致。

尽管工作生活条件艰苦，公使馆人员对中国抗战事业充满信心。外交官基司·欧菲斯坚定表示：“按照日军侵占的速度，重庆有可能被侵袭，届时国民政府可能会因此考虑再次迁都。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的职责是国民政府搬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作为澳大利亚驻重庆代表，艾格登公使及其继任者高伯兰都曾拜会旅居重庆的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士。公使馆密码员兼内务负责人艾丽森·瓦勒与周恩来的助手龚澎结为好友，两人会面时，龚澎都请她向公使转达周恩来同志的意见。

1944年，艾格登离开重庆出任驻美大使，由公使馆一等秘书吉斯·瓦勒暂代馆务。1946年3月，高伯兰接任驻华公使。重庆澳大利亚公使馆由此成为抗战时期中澳两国并肩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历史见证。

四、公使馆见证中国现代外交的黎明

1942年6月，盟军在中途岛战役获胜，战局开始向有利于盟军的方向转变。美英两国一致认为向中国提出废约的时机已经成熟。随后四个月间，英美就与中国签订新约问题多次磋商。1943年1月11日，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与美国国务卿赫尔在华盛顿签署《中美平等新约》；同日，宋子文与英国大使薛穆在重庆签署《中英平等新约》，美英放弃在华一切特权。

澳大利亚作为中国战时西方盟友之一，于1942年介入废约谈判。作为英联邦成员，澳大利亚的域外权利随《中英平等新约》签订而自动失效。此后，荷兰、比利时、加拿大等九国纷纷与国民政府签订类似条约。至此，延续百年的不平等条约体系被彻底打破，中国以平等身份进入国际大家庭。这一战时中国的重要外交成就，被《纽约时报》誉为“中国的新时代的曙光”。

战时中国彻底废除外国在华治外法权，取得与其他盟国的平等地位。澳大利亚驻华公使馆外交官参与了中澳废约谈判，推动并亲历了中国战时外交走向平等的历史进程。中国与盟国间平等地位的实现，不仅巩固了盟军在亚太地区的协同作战，也极大鼓舞了中国抗战士气。这一事件既是扭转亚太战局的重要转折点，也成为影响亚太政治格局、为反法西斯战争赢得更广泛国际支持以及中国跻身“四强”大国的关键里程碑，为同盟国最终胜利起到了激励和促进作用。

因此，澳大利亚公使馆旧址不仅是中国现代外交黎明的见证者，也是重庆开放历史文化资源与开放文化精神的展示窗口。这类涉外旧址既是重庆与国际社会交往合作的历史基石，也是展现当代重庆开放包容城市形象、推进对外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总之，深入挖掘澳大利亚公使馆旧址的历史价值，让更多涉外旧址成为重庆对外交往的展示窗口，持续发挥其文化价值与精神价值，既是坚定文化自信、创造新时代文化、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绚丽华章的应有之义，也是重庆推进文化强市建设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