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末清初的巴蜀大地上，有这样一位被历史尘封的人物：他十九岁中进士，本该前途无量，却生逢末世，历经李自成陷北京、张献忠乱四川、南明覆灭、三藩之乱四次大劫；他曾是朝廷命官，却大半生避地山中，几度濒临饿死；他誓不出仕新朝，却以一己之力总纂了清代康熙年间四川省、府、县三级志书，成为巴蜀文化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就是龚懋熙——一位在今日学界罕被提及，却对川渝历史文化颇多贡献的明遗民。

龚懋熙（1621—1696年），字孟章，号笋湄，又号玉津，重庆府江津县（今重庆市江津区）人。曾主纂康熙《四川总志》《重庆府志》和《江津县志》，另著有诗文集《梧竹居草》等书。清初在川渝地区文名很盛，对川渝地区的历史文化颇多贡献，然而在今日学界却罕被提及。笔者细绎龚氏现存诗文，参考乾隆《江津县志》、《江津龚氏族谱（1361—1998）》等书，以为龚氏一生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个阶段。在分阶段叙述龚氏生平的同时，笔者 也尝试分析、评述龚氏的处世态度及其对川渝文化的贡献。

一、明朝末年的散职京官

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龚懋熙考中进士，年仅19岁，是该科最年轻的进士，在当时十分轰动，仿佛又一个杨廷和在巴蜀大地横空出世。然而，中进士时的年龄虽然一样，龚懋熙却不像历仕明宪宗、孝宗、武宗、世宗四朝、官至首辅的杨廷和那样风云际会、官运亨通。

崇祯十三年距离明亡仅四年，此时的大明王朝早已在内外交困中风雨飘摇，而生于末世的龚懋熙也并不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中进士之后，他先请假回乡成亲，一年后赴京应选，本应授知县，但自知太过年轻，不习民政，援例请求改授北京太常寺博士。太常博士，七品芝麻官，主要负责一些礼仪工作，是个闲差。后来他在诗中如是总结其京官生涯：“早朝不敢后，入班不苟訾。署冷多闲日，探研务积累。”平日虽然按时上朝坐衙，却不妄动妄言，主要心思在于读书治学。龚氏为官两年多，期间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在崇祯末年冒着烽火，出使北方前线。他在同一首诗中记述此事道：“君王昭令德，昧爽诏罪己。臣职曷敢旷，四方惟所使。捧节辞端门，烽火到北鄙。”词句慷慨悲壮，仿佛在完成一件极度危险、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使命。这可能是龚氏官宦生涯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可惜由于史料缺乏，详情不得而知。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在景山自缢。尚书倪元璐、范景文以下四十余位大臣自杀殉节，更多大臣投降接受新职，有八百多位官员被囚禁起来拷打索要钱财，京城的气氛恐怖异常。龚氏也在囚禁拷打之列。可能因为官小，也可能因为交了些钱财，他很快被释放。逃得命的龚懋熙，立刻与妻子陶氏，以及同为京官的表兄程玉成（崇祯十六年进士）等人隐姓埋名，微服间道，逃离北京，返回家乡江津。

二、遵黔山中的乱世遗黎

崇祯十七年七八月间，历尽艰险，龚懋熙终于返回故乡。然而故乡也并非可以归隐的桃花源。同年六月，张献忠攻陷重庆，八月攻陷成都，十一月建立大西政权。北京有“闯贼”，四川有“献贼”，龚懋熙仿佛刚出地狱，又入了魔窟，急急慌慌地侍奉着父母往四川、贵州交界的遵义（当时也属于四川）一带避难。

选择去遵义一带避难，除了因为这里距离江津近、多高山密林容易藏身，更因为这里暂时还未被大西军占据，在南明将领王祥的掌握中。南明兵部尚书王应熊、兵部侍郎樊一蘅也驻节于此，号召明朝旧将曾英、杨展等人会师大举，讨伐“献贼”，一度颇有声势。

南明永历元年（清顺治四年，1647年），张献忠残部孙可望军转战贵州、云南，清军撤退至汉中，川东、川南全被南明军控制，形势向好。南明小朝廷为了笼络人心，滥加封赏，一时之间，该地区出现“官多于民”的怪现象（《明史·樊一蘅传》有载）。据龚氏族谱，南明朝廷亦曾多次加封龚懋熙，官衔一次比一次高，但他却均未赴职。龚氏不愿意再出仕，除了志趣，也因为他对时局的认识和对明朝的绝望。他在北京时已遭受过“闯贼”的“刑辱”，心有余悸，回川后绝不可能再去投奔“献贼”。他虽然还以南明的皇帝为自己的君主，然而冷眼旁观，对南明朝廷的腐败，以及川中将军的军阀做派颇多不满，在诗文中多有批判。他批评南明弘光朝的腐败：金陵龙虎都，高皇业所始。……昊天未厌乱，权奸窃鼎耳。党祸日相寻，坐待王室毁。

南京福王朱由崧的弘光朝本有中兴明室的机会，然而阉党阮大铖等人掌权，卖官鬻爵，残害忠良，左良玉等将领又不顾大局发动内战，拥有长江以南半壁江山、数百万军队的弘光朝几个月就灭亡了。此后的隆武、永历等南明小政权漂泊于西南边陲，形势一日不如一日，却依然党争不已，令有识之士心寒。

川中的南明军队与“贼”军无异，一样荼毒当地百姓。川中的南明将领为了拥兵自重，剿“贼”不积极，大西军来袭时，争着往山林中躲避，避之唯恐不及。相互之间也不团结，常常内战，哪里有同心协力的匡复大计。龚氏甚至认为南明官军比“贼”军破坏更大，愤慨地说：“时天下无主，官兵所过，尤烈于贼。”

从崇祯十七年（1644年）至顺治十五年（1658年），龚懋熙携家人一直在遵义一带逃难。虽然生活无比艰辛，但能挺过一波又一波的饥荒、瘟疫，躲过以人为粮的军阀、土匪的猎杀，幸存下来，简直就是奇迹。据时人欧阳直《蜀警录》记载：

自乙酉（顺治二年，1645年）以迄戊（顺治十五年，1658年）、己（顺治十六年，1659年），计（四川）九府一百二十州县，惟遵义、黎州、武隆等处免于屠杀，上南一带稍存孑遗。余则连城带邑，屠尽杀绝，并无人种。且田地荒废，食尽粮空。未经大剿地方，或有险远山寨，间有逃出三五遗黎。初则采芹挖蕨，继食野草，剥树皮。草木俱尽，而人□亦相食矣。

明末数十年战乱，四川全境几乎人烟灭绝，成都等昔日大都会荒凉得连蛇鼠都近乎绝迹。遵义一带因为多大山峡谷，可食用的野生植物较多，且山高林密，便于藏身，不易被吃人者猎获，所以尚留存“三五遗黎”。

三、清初蜀中的前朝逸献

顺治十五年，遵义等地逐渐被清军平定，龚懋熙携家人返回家乡江津定居。时任川陕总督李国英屡次敦请这位“年少夺秋香，久著文名于先世”的“东川耆旧，西蜀名贤”出仕清廷，龚氏顶住压力，以多病、丁忧等理由搪塞，不肯赴命。不过，他虽然以前明遗民自处，却并非那种不餐周粟、与新朝坚决不合作之人。康熙八年（1669年），时任四川巡抚张德地设立书局纂修《四川总志》，龚懋熙获聘总纂，入局修志。这部总志直至康熙十二年（1673年）才最终刊刻成书，修纂过程甚长。

康熙十二年十一月，吴三桂反清。十三年正月，吴军攻陷四川，四川巡抚罗森等高官投降，江津也重陷战乱。康熙二十年，清军肃清四川、贵州、云南境内吴三桂军残部，平定三藩之乱。三藩之乱约八年，由于史料缺乏，这八年期间龚懋熙的活动我们不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吴三桂乱蜀期间，许多人接受了吴三桂所封官职，但龚懋熙没有。接受伪职者后来皆被清算，而平定三藩之乱后，龚氏作为有操守的前朝逸献越来越受推崇，为蜀中学者所宗。康熙二十四年，他受聘纂修《重庆府志》；二十八年，又应江津县令王璧之邀，总纂《江津县志》。孔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文，指典籍；献，指阅历丰富、通晓过去掌故的贤人（朱熹《论语集注》）。历经明末大乱与三藩之乱而大节不亏的龚懋熙就是这样的贤人。他仿佛见证明清之际巴蜀浩劫的活化石，以一人之身而总纂从省到府到县三部志书，实是众望所归。

康熙《四川总志》、《重庆府志》、《江津县志》三部志书，今日只有《总志》留存于世，《府志》与《县志》早已亡佚。幸运的是，康熙末年陈梦雷主编的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中保留有二志的部分佚文，可供窥豹一斑。《府志》《县志》的体例当与《总志》一致。地方志撰修一般数月之内便可完工，但《总志》用了四年，期间主持修志的四川巡抚从张德地换成了罗森。张氏主持时“从《（明）一统志》例，各事类分列府州县之下，盖府州县为主，而事类从之”，罗森则在体例上依据康熙六年（1667年）贾汉复所修《陕西通志》，“事类为主，而府州县从之”（康熙《四川总志·凡例》）。体例的更换可能是《总志》推迟完工的重要原因。这种新体例是“《蜀志》之创体”，在明清易代之际更有其全国性政治意义。康熙十一年，朝廷敕令各省通志及下属府州县志的体例一律仿照贾汉复所修《河南通志》、《陕西通志》。既然《总志》与朝廷指定的志书范版相合，龚氏在日后纂修《府志》和《县志》时，沿用《总志》的体例就是顺理成章之事。

三部志书之外，龚氏尚自著有诗文集《梧竹居草》，另编著有《四书辑解》、《历图撮要》等书，可惜皆已失传。今日在康熙《四川总志》、乾隆《江津县志》、乾隆《巴县志》、同治《璧山县志》、《江津龚氏族谱》等书中尚保存有其散文16篇，诗8首。其中《川抚陈公平人传》乃为纪念在“献贼”攻陷重庆时殉难的四川巡抚陈平人和巴县知县王锡，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自传体散文《叙略（付两孙）》、长篇古风《避地》《哭仲弟生日》《哭程巽生表兄》等，追忆作者明末所遭丧乱，字字血泪，撼人心魂。近体诗《再经来风驿》等抒发今昔巨变的沧桑感，韵味无穷。时人评其诗文“发语苍凉，文辞悲壮”，是因为作者历经忧患，“蕴藉既宏”，实为确论。负责全省教育事务的学政更称赞其学问人品：“文章留先辈典型，行谊树后生模范。虽韬孤芳于一邑，实存硕果于三巴。”

明清之际，战乱、饥荒、瘟疫交织，巴蜀大地遭受了旷古未有的浩劫。考取进士时，龚懋熙年方十九，前途仿佛一片大好，他绝不会想到接下来的数十年自己几乎都将在惊恐和饥饿中度过。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之乱彻底平定，川中安定，被奉为乡贤的龚懋熙终于过上了富足安详的生活，捐资重建江津观音岩上的玉皇阁。这时他已年过六旬，距离其人生的终点还有十五年光阴。正所谓“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