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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6处！重庆山崖间的“石头记”，述说着千年故事
大中小巴岳山麓，涪江之畔，摩崖造像与石窟洞寺静立千年。从汉画像石到宋季大足，石上镌刻的不止信仰，更是一部山城文明史。今天，小志带你走进重庆石窟寺及石刻。
何为石窟寺？
石窟寺，指开凿于山崖上的佛教洞窟。4世纪到8世纪，印度佛教雕刻建筑艺术向东传播，从西域到黄河流域涌现出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等著名石窟，并逐渐开启了中国化进程。
与此同时，中国原有的摩崖刻石之风与佛教造像艺术相结合，产生了众多摩崖造像，习惯上也被归入石窟寺类型文物。
唐以后，北方造像之风渐弱，而川渝地区的石窟寺及摩崖造像却兴盛起来，到宋代形成又一高峰。以唐末至宋为主的大足石刻，正是我国晚期石窟寺的杰出代表。
石刻：镌刻在石头上的历史
石刻在我国有着悠久传统。马衡先生在《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写道：“刻石之风流衍于秦汉之世，而极盛于后汉，逮及魏晋屡申刻石之禁，至南朝而不改。隋唐承北朝之余风，事无巨细，多刻石以记之。自是以后，又复大盛，于是刻石文字，几遍中国矣。”
石刻数量巨大、种类繁多，古人甚至以“金石”一词代称文物。
重庆地区多石多山，历史上石刻盛行。汉代画像石数量众多，仅见诸记载的汉代石刻就有十余通，如巴郡太守都亭侯张府君功德叙、江州夷邑长卢丰碑、綦江吹角坝严季男摩崖、忠县三老杨信碑、云阳郑子真宅舍残碑、彭水孝廉柳敏碑等。
这些石刻虽已湮没，但文字仍在金石著录中保存下来。云阳旧县坪遗址出土的汉熹平二年（173年）景云碑，以及石刻蟾蜍等，是重庆地区现存碑刻和大件圆雕的最早实物。
图片来源：国家文物局
大足石刻：世界石窟艺术的最后丰碑
大足石刻是大足区境内摩崖造像的总称，199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大足石刻始凿于初唐，兴盛于两宋，有造像5万余尊、铭文10万余字。全区27个镇街均有石刻分布，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75处，其中以北山、宝顶山、南山、石篆山、石门山“五山”为代表。
宝顶山石窟——“五山”之冠。位于大足城区东北15公里宝顶镇，由南宋名僧赵智凤主持开凿。大佛湾呈“U”字形，全长约500米，19幅大型组雕比邻相连，蔚为壮观。世所熟知的千手观音造像即在此间。
北山石窟——雕刻细腻之典范。开凿于唐景福元年至南宋绍兴末年（892—1162年），龛窟密如蜂房，共编290号。晚唐造像有盛唐遗风，五代造像呈过渡风格，宋代造像人物个性鲜明，极富装饰之美。
南山石窟——道教造像精品。均为道教题材，是中国宋代雕刻最精美、神系最完备的道教造像群。
石篆山石窟——三教合一之典型。儒、佛、道三教造像俱全，在中国石窟造像中极为罕见。
石门山石窟——佛道合一造像区，对研究佛、道二教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大足石刻以“鲜明的民族化、世俗化、生活化特色”在中国石窟艺术中独树一帜。父母恩重经变相将佛教教义与儒家孝道伦理结合，牧牛图以牧童驯牛隐喻禅修过程，把高深的宗教内容变得贴近百姓生活。这些造像“缩短了人和神之间的距离”，让宗教艺术充满了人间情趣。
保护与传承
目前，我国正在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国务院2023年10月印发文件，明确2023年11月正式启动，整体周期至2026年6月收官，当前正处于成果汇总、逐级验收收尾阶段。
此前，新中国已完成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
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
1956年启动，奠定我国文物保护单位制度基础；
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
1981—1985年，完成全国大范围文物摸底；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
2007—2011年，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7万处。
当前，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已进入成果汇总验收阶段，正在为重庆的石窟寺及石刻建立更加精准的文物档案，让每一处遗存都纳入保护视野。从抢救性保护到预防性保护，从专业守护到公众共享，重庆正以南方石窟寺保护利用的实践探索，让千年崖壁间的艺术瑰宝走出学术圈、走进公众视野，在新时代续写新的故事。
崖壁无声，石刻有言。愿这些历经风雨的文明印记，在保护中重生，在传承中闪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