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一本仅3.2万字的小册子在上海问世，名叫《革命军》。它的作者，是一位来自重庆的20岁青年，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这本书像一把烈火，迅速燃遍大江南北，连清廷都惊恐地称之为“悖逆之书”。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一个年轻人甘愿冒杀头之险，写下如此激昂的文字？他的一生虽如流星般短暂，却在历史的夜空中留下了永恒的光芒。跟着小志一起走近邹容，聆听那一声穿越百年的革命惊雷。

2018年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人大重庆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重庆人生活在大山大川之间，大自然的熏陶、险峻的自然环境，孕育了重庆人坚韧顽强、开放包容、豪爽耿直的个性和文化。其中他专门用邹容的事迹来证明了重庆人的个性和文化。他说：“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重庆青年邹容撰写《革命军》一书，吹响了推翻清王朝的号角，年仅20岁便英勇就义。”“这说明，重庆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优秀的人文精神积淀。”

重庆邹容烈士纪念碑，图源：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一、革命惊雷

在辛亥革命的准备时期，有两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回答，那就是：（一）要不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革命；（二）革命的目的是什么，革命后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在当时的国内，缺乏这类系统的革命理论著作，通俗易懂的革命宣传读物更不多见。为此，邹容自觉地担负起时代的重任，对这两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1903年版邹容著《革命军》，图源：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在日本期间，邹容写成了《革命军》一书，以“革命军中马前卒”署名。回国后，邹容特请章太炎修改，章太炎看过后，击节赞赏，认为正是这种直率豪放、通俗生动的文字，才能够发挥广泛的宣传作用，因而不作任何修饰，提笔书写了一篇《序言》，称许《革命军》为“义师先声”。随即由柳亚子等筹集印刷经费，交大同书局承印，于1903年5月初出版发行。

《革命军》共7章，分别是《绪论》《革命之原因》《革命之教育》《革命必剖清人种》《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革命独立之大义》《结论》，全文3.2万字。

邹容在《革命军》中，对民主革命的对象、性质、任务和前途等，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作了旗帜鲜明、通俗易懂的回答。

首先，他热情地讴歌革命：“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主人者也。”革命是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而“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摆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20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

那么，今日中国到底该革谁的命呢？邹容指出：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历代君主都“私其国，奴其民为专制政体”。到了清朝，满洲贵族“乘机窃命，君临我禹域，臣妾我神种”，因此欲御外侮，先清内患，必须革清王朝及其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命，以“洗尽260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

为了进一步激发人民群众对清王朝的仇恨，邹容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方面对清王朝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猛烈的批判。

1911年版邹容著《革命军》，图源：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在政治上，满洲皇帝用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一类暴力手段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帝和那些“目不识丁的亲王大臣，唱京调二簧之将军都统”，对中国士农工商各阶级、阶层群众实行封建专制的统治。中国民众在政治上没有丝毫民主，一国之人“不能司政治机关，参预行政权”。然而那些八旗子弟、宗室人员、红带子、黄带子、贝子、贝勒，则一成人，“即有自然之俸禄，不必别营生计，以赡其身家；不必读书问道而充其识力，由少爷而老爷，而大老爷，而中堂，红顶花翎，贯摇头上，尚书侍郎，殆若天职。”在西方，即使工人都“有干涉国政，倡言自由之说，以设立民主宗旨者，有立会演说，开报馆、倡社会之说者。今一一转询中国有之乎？曰：无有也。”而清王朝“之用苛刑于中国，言之可丑可痛”，“乃或援引故事虚文，而顿忘眼前事实。不知今无灭族，何以移亲及疏？今无肉刑，何以毙人杖下？今无拷讯，何以苦打成招？今无滥苛，何以百毒备至？至若监牢之刻，狱吏之惨，就非笔墨所能形容，即比九幽十八狱恐有过之无不及。”

在经济上，清王朝不仅滥施苛派，剥削广大农民，“务使其鬻妻典子而后已”，而且对资产阶级“富商大贾”也实行压迫和榨取。邹容写道：“外国之富商大贾，皆为议员，执政权。而中国则贬之曰末务，卑之曰市井，贱之曰市侩，不得与士大夫为伍。乃一旦偿兵费，赔教案，甚至供玩好，养国蠹者，皆莫不取之于商人。若者有捐，若者有税，若者加洋关而又抽厘金……公其词则曰派，美其名曰劝，实则敲吾同胞之肤，吸吾同胞之髓，以供其养家奴之费，修颐和园之用而已。”在这里，邹容鲜明地站在民族工商业的立场，反抗清朝的压迫，为民族资产阶级呼吁政治和经济权利，反映了当时中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尖锐的矛盾。

在文化上，清王朝实行严密的专制统治，对知识分子“困之以八股、试帖、楷折、会试、殿试……俾之行同乞丐，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汨之以科名利禄，俾之患得患失，不复有仗义敢死之风”；“（馽，zhi，古同絷）之以庠序卧碑，俾之畏首畏尾，不敢为乡曲豪举，游侠之雄。”而且大兴“文字之狱……征诛天下”，“待国士如囚徒”“视文人如犬马”。在清王朝的统治之下，“海内之士，莘莘济济，鱼鱼雅雅，衣冠俎豆，充牣儒林，抗议发愤之徒绝迹，慷慨悲咤之声不闻，名为士人，实则死人之不若。”真是万马齐喑，暗无天日。

在思想意识形态上，统治阶级宣扬“柔顺、安分、韬晦、服从、做官、发财”，进行奴化教育，“名公巨卿，老师大儒，所以垂教万世之二大义，曰忠曰孝”，“宋学者流，日守其《五子近思录》等书，高谈太极、无极、性功之理，以束身成名。”这一整套意识形态完全是“造奴隶之教科书”，整个封建帝王统治下的中国历史，完全成了一部“大奴隶史”。长此以往，中国人民必由目前西方列强“群起染指”，侵略掠夺的境地，发展为“由今日之奴隶，以进而为数重之奴隶，而数重之奴隶，而猿猴，而野豕，而蚌介，而荒芜之大陆绝无人烟之沙漠。”邹容把封建意识形态的丑恶及其危害揭露得十分深刻，触目惊心。

邹容还揭露了清王朝对外投降，充当帝国主义走狗的罪行。他指出：“‘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岂非煌煌上谕。”清王朝在这一卖国方针指导下，“杀一教士而割地赔款，骂一外人而劳上谕动问。”将中国的大片领土拱手送人，甚至其发祥之地的东北河山，也要“顿首再拜奉献于俄罗斯”。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将变成“地球上数重之奴隶”。

邹容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中认识到，欧美诸国之所以能够鼓舞民气，宣战君主，推倒殖民地宗主国，诛杀封建贵族，倡言自由，建立宏犹，是由于有“革命之健儿，建国之豪杰，流血之巨子”和“无量无名之华盛顿、拿破仑”这些“有名之英雄”，与“无名之英雄”的奋斗。因此，今日中国也必须用武装起义来推翻清王朝的统治，驱逐帝国主义，“掷尔头颅，暴尔肝脑，与尔之世仇满洲人，与尔之公敌爱新觉罗氏，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之中，然后再扫荡干涉尔主权外来之恶魔，则尔历史之污点可洗，尔祖国之名誉飞扬。”也只有这样，才能“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之种种奴隶性质”，使我“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

二、共和政纲

邹容在《革命军》中回答了要不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革命的问题后，在《革命独立之大义》中又系统地阐述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途。

在1894年的兴中会誓词里，孙中山先生就提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前途是“建立合众政府”，即建立美国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但由于革命斗争的艰巨，孙中山奔走海外，还来不及对未来中国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进行理论的概括和系统的描绘。邹容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和科学精神，把继承和创造相结合，在《革命军》中提出了“中华共和国”25条政纲，大大充实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方案的理论内容，发展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

邹容所要建立的“中华共和国”的政纲主要是：（一）推翻清王朝，诛杀封建专制皇帝，反对任何干预中国革命独立的国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二）在中华共和国内，全国男女皆国民，一律平等，人人享有人身、言论、思想、出版的自由权利。国民有纳税、服兵役和忠于国家的义务。（三）政府权力由人民授予，政府责任在切实保护人民的各种权利。人民可以推翻不称职的政府，更立新政府。（四）实行议会制度，各州县、省逐级选举议员，最后由各省总议员投票选举总统。（五）以美国宪法和法律为依据，按照中国具体国情，制定宪法和法律。（六）新政府有独立的国家职能，外国人不得干涉，与各大国一律平等。

在全书结语处，邹容高呼：“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

这一构想浸透了革命民主主义精神，充分体现了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得到孙中山先生的充分肯定。1905年，孙中山先生创立同盟会时，就把革命的政治前途是建立共和国这一点，概括为“建立民国”，并写入了同盟会纲领，即“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从而最后确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一方案一直鼓舞着中国人民为独立解放而斗争，成为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旗帜。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形成，特别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制定和实验，经历了孙中山提出（兴中会誓词“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邹容发展（“中华共和国”政纲25条）—同盟会政纲的确定（16字纲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发展轨迹。这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邹容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建立的最大功绩。因此，《革命军》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革命军》刚一问世，就以其鲜明新颖的思想性吸引着读者。再加上它浅近直截的语言，明快锋利的词句，雄伟磅礴的气势，铿锵昂扬的韵味，清新蓬勃的文风，深受广大群众欢迎。不少人称它为“今日国民之第一教科书”。虽是愚懦之夫，只要读了《革命军》没有不为之动容，没有“不面赤耳热，心跳肺张，作拔剑砍地奋身入海之状”的。有的称它如雷霆之声，使“举国上下无不震动”。它的出版，标志着革命思潮代替改良思潮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